專家學者建言我國科學技術事業發展的生態環境建設

在第十二屆中國科協年會重點學術活動之一“科學探索與技術創新的生態環境”論壇上，十多位專家學者發表見解，對我國科學技術事業發展的生態環境建設提出意見建議

　　第十二屆中國科協年會重點學術活動之一“科學探索與技術創新的生態環境”論壇，于中國科協年會開幕的第二天——11月2日，在福建省福州市舉行。該論壇由中國科協常委、中國科協科技與人文專門委員會主任張開遜主持。十多位專家學者在論壇上發表見解，對我國科學技術事業發展的生態環境建設提出意見建議。他們是：全國人大常委、中國科協常委、中科院黨組副書記方新，中國科協原副主席徐善衍，全國人大常委、中國科協常委、全國勞動模范許振超，中國科協常委、河北農林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王海波，中科院院士、中科院理論物理研究所研究員歐陽鐘燦，中科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陳難先，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劉嘉麒，中科院院士、浙江大學教授張澤，中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李醒民，杭州自動化技術研究院院長徐赤，深圳市科協主席周路明。

　　17世紀，法國數學家費馬在他讀過的《算術》一書的一頁邊角寫下一個猜測，后人稱之為“費馬大定理”。此后360年間無人將其嚴密地證出，“費馬大定理”成為一道世界級數學難題。

　　1993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德魯·懷爾斯來到英國劍橋大學牛頓研究所作學術報告。他一邊演講一邊在黑板上疾筆寫下一組組數學公式。后來，懷爾斯放下手中的粉筆宣布：這是他關于“費馬大定理”的證明。當時，在講臺下聽講的兩名劍橋大學在讀研究生，指出懷爾斯的證明之中尚有“漏洞”。一年之后，懷爾斯填補了“漏洞”，最終完成“費馬大定理”的嚴密證明，其論文發表在1995年5月的《數學年刊》上。1998年，懷爾斯榮獲被稱為數學界諾貝爾獎的“菲爾茲獎特別獎”。

　　懷爾斯對“費馬大定理”的終結，取決于普林斯頓大學寬松的科研環境——在研究“費馬大定理”近10年的時間里，他很少有論文發表；而他攻讀博士學位的劍橋大學則有“諾貝爾獎搖籃”稱譽，那里寬松的學術研究環境曾造就70多位諾貝爾獎獲得者。

　　構建良好的學術生態環境，遠離“鬧市”很重要。

　　應瑞典皇家理工學院之邀，今年5月，我前往這所學院參與博士論文評審。這所學院的博士論文評審委員會成員，均為從世界各地請來的專家學者。在那里，如果翌日有一位博士生被安排答辯，那么，今天就會有一位世界上比較優秀的學者在這所學院以同類題目作報告。顯然，第二天答辯的這位博士生必然有壓力。而且待到問辯之時，專家學者將就論文的學術問題不停地追問，一直問到這位博士生的知識邊界。此舉對學生應對挑戰能力的提升以及科學思想的形成，無疑非常有益。

　　在瑞典，每逢諾貝爾獎頒獎的前一天，中小學教師就會帶領學生來到斯德哥爾摩市政大廳諾獎頒獎地，迎接諾獎頒獎喜訊，討論科學前沿問題。或許，學生們對科學問題似懂非懂，然而他們是到這里感受科學精神，向為科學作出卓越貢獻的科學家致禮。

　　莫以諾貝爾獎論英雄。

　　我想，我們應集中精力作出與諾貝爾獎同等水平甚至超越其水平的科研成果。唯有扎扎實實地潛心科學探索，摘取諾貝爾獎才會“水到渠成”。

　　近年來，我國學術界出現一種諾貝爾獎“情結”，對諾獎的渴望程度幾近夢寐以求。冷靜地想一想，即使拿到一兩個諾貝爾獎又能怎樣？何況有些獎項不那么干凈，譬如諾貝爾和平獎，去年獎給奧巴馬，今年獎給劉姓小子。當然，諾貝爾自然科學獎與此風馬牛不相及。

　　值得提出的是，科學普及與拿諾貝爾科學獎之間是什么關系？

　　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尤需尊重科學活動本身的規律。所謂“水漲船高”、“貧瘠的土地長不出參天大樹”，是說急功近利則欲速不達。事實上，美國數以千計的科研機構，諾貝爾獎獲得者不過幾十位。對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科學普及與科學研究同等重要，提高公民科學素質意義深遠。

　　在我國，人們經常將科學與技術混為一談，甚至將科學、技術與工程混為一談，而且將其置于同一評價體系考評。這種評價“指揮棒”作用的惡果，是導致價值取向的模糊與混亂。

　　實際上，科學是科學家獨立思考、繼承與批判、自由探索活動的領域，而這種努力導致的科學發現，通常以論文形式公諸于世；技術是發明家創造活動的領地，其技術發明成果一般是以ZL形式受到社會保護；工程則區別于科學亦區別于技術，它有明確的建設目標以及剛性指標。

　　我曾在德國的一所大學搞技術工程，那里沒有論文指標，只看是否有技術發明在工程建設中發揮作用。然而在我國理工院校，碩、博研究生僅有技術發明而無論文發表就拿不到學位；教授職稱晉升同樣是以論文作為考評標準。于是，有些人開始抄一抄、湊一湊，想盡辦法發表“論文”。

　　不僅如此，甚至科學、技術、工程項目資助，亦用同一把量尺、同一種指標體系衡量。結果“大樹”與“小草”開始爭論不休。“大樹”說，雖然我多占了陽光、多占了水，可我能遮風擋雨；“小草”說，如果沒有我，土壤會流失。

　　為此，我們呼吁政府在政策上要有利于科學探索與技術創新生態環境建設，無論對“大樹”還是“小草”，要提供一個公平競爭和共同發展的機會。

　　教育與構建科學探索與技術創新生態環境密切相關。最近有篇文章在網上熱傳，題目是《到了哈佛，你就會知道中國高校的差距在哪里》，我們不妨一讀。

　　很多學者用金字塔形容中美學生的學習能力。其差別在于，中國孩子的學習空間是正金字塔，年齡越大學習的空間越小；而美國學生的學習空間是倒金字塔，他們提升的是持續學習的能力。

　　在美國哈佛大學學習的一名畢業于北京大學的女孩說：“我在這里一個星期的閱讀量，是我在北大一年的閱讀量。”

　　哈佛大學終身教授丘成桐說，在美國，隨著年齡的增長，一點點加大學習任務，到了大學是最苦的。然而，中國的孩子到了大學卻一下子放松下來。他們放松的4年，恰好是美國大學生最勤奮的4年，積蓄人生能量的黃金4年。

　　一位中國旅美教師說，中國教育者不知道知識與智慧的關系，總是讓孩子直接得到越來越多的知識；美國教育的聰明就在于：先讓孩子感悟、思考，然后得到知識。這個時候，知識就變成了智慧，智慧其實就是創造力。他還說，學習有3個階段：感性認識——感悟——知識，知識是學習的最高階段。美國教育讓孩子走完3個階段才得到知識；中國教育是讓孩子通過概念得到知識。重要的是，美國教育讓孩子親歷知識產生的過程，在潛移默化中培育創新能力。

　　由誰營造科學探索與技術創新的生態環境？這不僅僅是政府的責任，要全社會共同努力。我國老一輩科學家追求真理、奉獻祖國的科學精神，集中地體現了學術生態環境建設中的基本價值觀。

　　今年10月31日，是錢學森先生逝世一周年。中科院原黨組書記、副院長張勁夫曾在回憶文章中說，“從錢學森在美國和他回國以后的經歷中，不難看出他的政治品質和治學品質同樣高尚。事實證明錢學森是我黨難得的政治上成熟的戰略科學家，中國人民忠誠的兒子。我冒昧地將他的品德和精神概括為‘錢學森精神’……”

　　今年11月12日，是華羅庚先生誕辰100周年。華先生曾講過這樣一句話：科學無國界，科學家有祖國。有人曾問“兩彈一星”功勛彭桓武先生“為什么回國”，彭先生回答“我是中國人，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

　　與錢學森先生一起回國的郭永懷，當年為防美國當局阻撓，徹底銷毀了他長達12年的科研筆記，而將科學數據牢記腦海。1967年1月，一次核試驗結束后，郭永懷一行乘直升機回北京，不料途中突遇雷雨，飛機著火失事。就在這次空難發生后，人們在飛機殘骸中找到緊緊抱在一起的郭先生與他的警衛員，他們的身軀已燒焦成炭，而夾在他們兩人中間的核試驗數據完好無損。

　　我國科技界學術道德問題受到關注，始自輿論揭露某些科學論文作者抄襲、剽竊、數據造假。長久以來，社會對學術道德問題的監督一直停留在這個層面。實際上，上述道德問題只是科學道德中最低層次問題，是人類道德的底線。

　　人們對科技工作者寄予厚望，期盼他們豐富人類知識，增長人類能力，為應對嚴峻現實向社會提供聰明的建議。我們應在這樣的背景中思索學術道德問題，在精神范疇為我國科學技術發展創造良好的生態環境。

　　如今，至少有兩個問題尚未引起人們重視。其一，某些重大科學技術活動中人文精神缺失；其二，科技評價體系存在明顯偏頗。

　　人們走過央視新樓，會對它怪誕、扭曲的造型感到困惑。這種明顯違背節約原則的設計，無端消耗我國稀缺的鋼鐵資源，肆意揮霍我國寶貴的建設資金。然而，至今未見科技界反思這種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設計理念；無人責備這種孤立價值觀引發的深層次道德問題。

　　目前，我國許多學術機構以科技工作者在國外期刊上發表論文的數量作為科研成果的評價標準，客觀上使其追蹤國外期刊所好，這有可能偏離科學的核心問題，偏離技術發展的戰略制高點，偏離我國緊迫的實際需求。

　　真正的科學研究，是探索未知的艱難歷程，是在迷霧中試錯求真的過程；科學家科學研究工作的經歷，大部分是挫折與失敗的經歷，這種經歷本身就是寶貴的科研成果，它無法在期刊上表現出來。科學探索需要執著與耐心。在以論文數量為標志的評價體系中，潛心探索的學者很可能在論文數量上被評為不合格。

　　學術期刊是交流的工具，其自身并不承擔評價科學成果的義務。評價體系的錯位，很可能使科學工作者逃避艱難的探索，追逐“錦上添花”與華而不實的“成果”；使人們陶醉在論文數量“大國”的虛幻快樂之中。同時，評價體系的錯位不利于我國學術活動形成穩定堅實的積累。

　　近代科學誕生后，科學自身已建立糾錯機制，成為人類文化中唯一不存在歧見的知識體系。我們當在更深層次思考我國科學技術活動的道德問題，使哲學智慧與人文精神融入科學技術活動，建立科學技術活動的糾錯機制，使人們探究自然奧秘與改變物質世界的努力服務于人類的崇高目標。

　　從上個世紀初科學在中國建制化，尤其是新中國成立60多年以來，本土的中國人依然與百年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無緣。有人說，這個問題是“李約瑟問題”的現代版。這或許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李約瑟問題的前提是，中國古代科學是先進的；而當下問題的前提則是，中國現代科學是晚近才從西方學來的，因而是落人之后的。這種特定的前提以及時代的差異啟示我們，在尋找該問題原因時還得另辟蹊徑。

　　愛因斯坦曾一針見血地挑明：“人們能夠把已經作出的發現的應用組織起來，但是不能把發現的本身組織起來。只有自由的個人才能夠作出發現。”他反問，“你能設想一個科學家組織能作出查爾斯·達爾文那樣的發現嗎？”愛因斯坦告誡人們：“科學史表明，偉大的科學成就并不是通過組織和計劃取得的；新思想發源于某一個人的心中。因此，學者個人的研究自由是科學進步的首要條件。

　　在科學史、思想史和學術史上，尚無任何一部經典是群眾和群體的產物而非個人的首創。相反，《理想國》出自柏拉圖，《形而上學》出自亞里士多德，《純粹理性批判》出自康德，《資本論》出自馬克思，《邏輯哲學論》出自維特根斯坦；《論語》出自孔丘，《老子》出自老聃，《莊子》出自莊周；《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出自牛頓，《物種起源》出自達爾文，相對論出自愛因斯坦……

　　思想為什么是個人的而不是群眾的？這的確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缺少普通勞動者的創新團隊不是一個完整的團隊，不完整團隊的戰斗力肯定不強，戰斗力不強的隊伍在科技創新中能打勝仗嗎？由此，我想到上個世紀60年代有位工人電光源專家蔡祖泉。

　　蔡祖泉是在科學實驗室為科學家吹玻璃試管的工人。然而就是這個工人蔡祖泉，制造出我國第一盞新型電光源高壓汞燈、脈沖氙燈、氫弧燈等。蔡祖泉這樣的勞動者，敬畏科學，迷戀技術并敢闖技術禁區，他們最大的滿足是攻克技術難關，他們心甘情愿廢寢忘食地工作，無需動員亦無需考核。

　　在我國，像蔡祖泉這樣的勞動者還有很多。比如我認識的蘭州機械廠一位老車工，他一輩子都在研制高速切削刀具，退休很多年了仍在全國各地傳授技術，而且分文不取。

　　由此我認為，構建科學探索與技術創新的生態環境，科學技術界更需守望心靈凈土。

　　按照我國有關條例與章程規定，院士當選是因其作出重大貢獻；院士稱號是一個學術榮譽稱號。然而不知從何時開始，一個獎項、一個科研項目的評審或一項科技成果的鑒定，若無院士參與就不具備資格；甚至政府的一個決策，非有院士參加就不能形成意見；特別是此類活動邀請并非本專業的院士參評，這就使得科學決策流于形式，而這個時候的院士亦就成了“擺設”。這種不科學的評價導向，其深處是一種扭曲的價值觀，不僅搞得院士們十分辛苦，亦敗壞了求真務實的學術風氣。

　　杭州自動化技術研究院成立于1975年，是杭州市規模最大的科研院所之一，亦是浙江省最早從事自動化、計算機、信息與通信技術研究開發的科研機構。

　　2002年，杭州自動化技術研究院由國家事業單位改制成為股份制企業，踏上挑戰與機遇并存的探索之路。在奮力解決基本生存問題之后，研究院將戰略目標鎖定在發展后勁上——確立機器視覺技術、磁應力傳感技術、光電測溫技術等重點研究方向，并取得一定進展。近3年來，研究院已有7項發明ZL與7項實用新型ZL獲得授權，同時還獲得21項軟件著作權，初步構建了研究院自主創新的核心技術基礎。

　　在努力創造自主創新的科研生態環境中，我們有5點體會。

　　其一，為科研人員提供平等的“話語權”，在學術交流與學術爭鳴中碰撞思想火花，啟發創新靈感；其二，在新技術基礎研究的探索階段，為科研人員的自由思考與多元探索提供寬松的環境，使充滿創意的新思想能夠從容地凝練成熟；其三，將失敗與挫折視為重要的科研成果，探索中的失敗與挫折能夠幫助人們選擇正確的途徑；其四，培育科學精神與科學道德，要求科研人員靜得下心、沉得住氣、耐得住寂寞、擋得住誘惑，從制度上遏止學術不端行為；其五，以開放的機制聘請知名專家擔任一些重點研究領域首席科學家，引領科技人員自主創新。與此同時，加強知識管理，使分散的隱性知識顯現化。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政府構建了很多大學和科研院所。然而并未像人們預期的那樣——出現大規模的產業技術創新；反而長三角、珠三角一些“二線”城市發生了大規模的產業創新。

　　我認為，我國將技術創新的焦點過于聚焦于技術本身，結果反而影響技術創新推進速度。實際上，改革開放30年乃至今后若干年，推動創新的最重要的問題，是要解決阻礙技術創新的制度問題而非技術實踐本身。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進步，不是技術的勝利而是制度創新的勝利。

　　當初，中央政府將深圳定位為改革開放特區，而非一個技術創新基地。正是基于這種定位，大規模的技術創新活動在改革開放的深圳特區發生。這里有兩條成功的經驗值得注意：一是改革允許深圳放手營造一個涌現技術創新活動的制度環境；二是開放使深圳能夠大規模地與海外技術創新活動接軌。這兩項實踐探索歸根到底是在制度層面為深圳特區營造良好的創新環境，因而上個世紀90年代出現了“孔雀東南飛”現象；而深圳等沿海城市率先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機制，激活了我國計劃經濟條件下被壓抑幾十年的創新要素，以“三來一補”為代表的技術加工業大規模地向以深圳為代表的沿海城市遷移。可以說，這在世界創新史上亦是比較突出的。

　　深圳是改革開放后發展很快的移民城市，而移民群體共有的最顯著文化特征是，拋棄原有生活方式與生存環境，甘冒風險實現較高預期，而這樣的文化與環境比較適宜高新科技創新創業。如果做個比喻，那就是深圳特區乃至珠三角地區的創新，是“穿草鞋”群體的創新；而北京人依據教科書創新，是“穿皮鞋”群體的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