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鴻儒院士：“與眾不同”的錢學森

“錢所長不隨大流，敢想、敢做別人不敢想、不敢做的事，他也不怕別人追上自己。他是大科學家，也是高明的組織家。”在近日《力學學報》組織紀念首任主編錢學森先生誕辰110周年活動上，中科院院士俞鴻儒做了《向錢先生學習什么》的報告，講述了他在錢學森身邊學習、工作的故事。

俞鴻儒1957年初來到力學所，他的辦公室在311，恰好在錢學森辦公室對面，因為離得近，常常有機會見面。

“報告會吃他自掏腰包買的點心”

俞鴻儒一到力學所，首先觸動他的就是參加錢學森組織的學術報告會，立即感受到錢學森的“與眾不同”。報告會氣氛很活躍，可以一邊聽報告，一邊吃糖果。

“原力學所業務處處長李毓昌告訴我，開始辦報告會的時候，錢所長拿出200塊錢給管后勤的人，每次開會都有吃的，還有剛出爐的點心”。俞鴻儒說。

但參加學術報告會，人人都得專心。報告人假如講錯了、講不清楚，錢學森馬上來干預。“如果錯得嚴重，他會讓主講人回去重新準備，下次再講。如果是講得不清楚，錢所長會找打瞌睡、精神不集中的聽眾，請他站起來，問他聽懂沒有，復述一下剛才講的內容。”

錢學森的學術報告會一直很熱鬧，“而這體現錢先生的精神，要不不做，要么認真做，一切事都要這樣”。

“他做報告邏輯性強、廢話少”

1957年蘇聯發射人類史上第一顆人造衛星，很多人希望錢學森講解背后的科學原理。錢學森不僅給《人民日報》寫一整版的科普文章，還準備了科普報告。

“有一天辦公室主任周素跟我說，最近很多單位請錢所長講人造衛星，錢所長一個人忙不過來，讓所里人幫他講，你也要去講。我一聽就急了，錢所長說你別著急，過幾天要給中央首長講，聽完以后就會講了。”俞鴻儒說。

隨后，俞鴻儒聽了錢學森在王府井人藝劇場的報告，主要講三個問題：人造衛星為什么掉不下來、用什么辦法把衛星加速到這么高的速度、人造衛星有什么用。

“錢所長將衛星的用途總結為‘站得高、看得遠’，內容大家都聽得懂。他告訴我，做報告首先要讓聽眾聽懂，如果有學識淵博的非同行專家聽講，不能把他當作專家，要把前提條件交待清楚，該講的不能省略。很多人聽完我的報告后覺得覺得我講的很好，關鍵是錢所長的指導。有了這次體驗，我感到科學研究工作即便再難，也不怎么膽怯了。”俞鴻儒說。

俞鴻儒總結錢學森做報告的特點，主要有三個：講話京腔京韻，是標準普通話；講話很慢，基本上一個字一個字說，在單位時間里講話的內容比任何人都多；邏輯性很強，廢話很少，“力學所楊振聲曾偷偷的記錢所長講的內容，他發現錢先生的講話拿來發表不大用改。”

1958年，錢學森帶俞鴻儒寫呈送中央的渦旋管技術革新評價報告，“錢所長告訴我，渦旋管優點很突出，評價重點放在效率高低。他讓我推導計算制冷效率的公式、收集全國的有關數據、再做些實驗，經過幾天奮斗，結果就出來了。”

據俞鴻儒回憶，錢學森親自復核了計算制冷效率的公式，報告指出渦旋管不宜用于冰箱、室內降溫等一般制冷場合，但能滿足特殊需求。報告上報的第二天，媒體便停止了對渦旋管的宣傳。

“立項要想清楚關鍵問題”

科學研究中立項極為重要，在俞鴻儒的記憶中，錢學森對立項要求很高，比較嚴厲，“我確實看到有的人因為立項被罵哭了”。

立項申請一個項目，先要想清楚項目的關鍵性問題是什么，要有特別的解決問題的方法與途徑，才能提出申請，這是錢學森對立項的基本要求。

選題立項后，錢學森還有個要求，要讓國內最能干的人干，“國家錢很少，不能輕易浪費了”。

“我覺得錢先生有個招，就是送項目上門。中科院上海有機所有個學部委員告訴我，錢所長想用氟基氧化劑提高火箭推力，調查后獲悉上海有機所水平最高，錢所長就送項目上門，請他們開展氟化學研究。后來雖然沒有在火箭方面起作用，但推動了中國氟化學工業的建設。”俞鴻儒說。

“他是一個很高明的組織家”

俞鴻儒回憶，1956年2月16號周總理委托錢學森將研制導彈的設想，包括如何組建機構、調配人力、需要哪些條件形成書面意見，第二天錢學森就上交了，這就是極其重要的《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意見書》。

“這么快寫成快令人難以想象，這表明錢先生不光是大科學家，還是是一個很高明的組織家。”俞鴻儒說。

在《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意見書》當中，里面提到當前最重要的是如何“以最迅速的方法，建立起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三部分，研究、設計和生產”。

“研究、設計、生產分類排序很清晰，目標很明確，跟過去不一樣。當時工業救國，制造工廠地位很重要，錢先生給它排在第三。”俞鴻儒說。

錢學森特別提到了基本研究，“落實基本研究，當前尤其重要。但是各項研究內容都重要，基本研究只需要少數人參與；支持做基本研究不一定非要巨資投入，但是寬松的環境極其重要。”俞鴻儒說。

在進行激波管爆轟驅動技術研究的時候，俞鴻儒表示，如果沒有錢學森，這項研究是干不成的。

俞鴻儒說：“我1958年開始搞激波管，十多年沒有要求我寫計劃，寫進度，只要你看準方向，盡全力往前走就行，我覺得寬松的環境比多給經費更重要。”

“他很關心青年一代”

錢學森對工作要求嚴格，時常不留情面，不少人覺得錢學森很嚴厲，甚至有點怕他，但在俞鴻儒心中，其實錢學森很關心愛護青年一代。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中關村各研究所年青女同志非常少，有人著急找不到對象。錢所長在春節茶話會上說，郭永懷、林同驥、包括我自己都是近四十歲才結婚，預計大家在這個年齡前都能找到對象，所以不用著急。這時候應專心工作，為國家多作貢獻。”俞鴻儒說。

錢學森對年輕人的關心，俞鴻儒有著深切感受。到力學所后，俞鴻儒很快喜歡上所從事的工作，加上在北京成家，他非常希望正式調入力學所。“錢所長常說，年輕時要集中精力做工作，不要老想個人私事，因此我不敢向組織上提出申請”。

但是1962年10月，力學所會計毛振瑛突然叫俞鴻儒領工資，這時他才知道自己已經被正式調入力學所。

俞鴻儒說：“我猜了半天誰能把我調來，后來1999年我偶然看見了一本大連理工大學校史才恍然大悟，原來竟是錢學森所長親自促成此事！”

“錢所長說，我在CIT（加州理工學院）的時候，周圍有很多‘怪人’，他指的怪人就是摩爾根、鮑林、卡門這類人，他們不隨大流，敢想、敢做別人不敢想、不敢做的事，不怕把想法好告訴別人，讓別人追上自己。沒有這種精神，怎么會有創新，我認為錢所長也是這種人。”俞鴻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