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政府還科學家言論自由

　　 去年11月，Kristi Miller-Saunders意外接到其上司的拜訪通知。作為加拿大漁業及海洋部（DFO）的一名分子遺傳學家，Miller-Saunders有理由擔憂這種來自上級的關注。在過去4年的許多場合，政府官員都禁止她與媒體和公眾談論自己有關大馬哈魚基因組的研究。甚至有一位“看守者”陪她出席公共聽證會，以確保她不會破壞規定。而原因則是懸在加拿大政府部門科學家頭頂數年之久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此前，加拿大出臺一項科學政策，要求所有聯邦政府公務員和科學家需從部長或樞密院辦公室獲得許可且將所有采訪問題上交后才能接受媒體采訪，通常科學家接受采訪時，媒體關系辦公室會進行監督管理，如果記者提出的問題不在事先提交的問題提綱里，辦公室人員會阻止科學家回答。而且DFO也要求其所屬部門的科學家需要獲得包括簽署豁免書等在內的高級官員的許可才能出版論文。

　　但這次會面與以往不同。Miller-Saunders的上司含笑走進辦公室，并告知她一項預先通知：新上任的政府將開放科學交流——聯邦機構科學家將重獲與媒體交流的自由。“這讓我如釋重負。”她說。而且，目前受到限制的氣候變化、臭氧層空洞、毒理學和野生動物保護方面的重要發現，也將能公開討論。

　　加拿大科學家對這一進步感到慶幸。鯊魚研究人員Steve Campana甚至在自己冰島大學的辦公室里手舞足蹈。由于交流限制和其他禁令，Campana離開DFO來到冰島。

　　6個月過去了，加拿大政府正不斷放松其在溝通上的限制，但在一些機構推進得并沒有希望中的快。無論如何，加拿大科學家和政府代表能討論在之前的條例下如何工作及其帶來的影響。一些負責執行禁令的官員也在談論相關限制如何影響了研究人員的士氣和職業生涯。

　　“對新聞記者和科學家而言，那不是個好時期。對聯邦機構的士氣和加拿大公民而言，同樣有害。”加拿大渥太華大學科技政策分析家Paul Dufour說。

　　三緘其口

　　加拿大對政府科學家緘口始于2006年。當時，保守黨Stephen Harper剛剛出任該國總理。在為期9年的Harper政府執政期間，加拿大通過刺激發展和增加資源開采等手段優先提振經濟。為了加速項目推進，該政府出臺了環境條例。當時的新聞記者試圖從政府科學家口中獲知這些變化的影響，或者環境和氣候科學能做什么。但他們遇到了障礙。

　　在Harper政府上臺前的數十年間，記者能直接采訪政府研究人員。但忽然所有的采訪申請都必須發給政府新聞辦公室，然后必須獲得層層批準才能進行采訪。“媒體或公眾試圖獲得最無害的信息也要經過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冗長過程。”時任DFO公共事務交流官的Diane Lake說。

　　曾當了12年記者的Lake知道記者需要什么信息撰寫新聞。在Harper政府上臺前，擔任公共事務交流官給了她許多美好回憶，但禁令實施后，她的工作不再是幫助傳播科學，而是更多地審查內容。而且，她發現審批過程充滿了不透明和武斷。

　　Lake還提到，由于新聞稿需要經過“審批軍團”的層層批準，因此“無望”趕上記者截稿時間。對她而言，最荒唐的案例發生在2011年，當時Miller-Saunders和同事在《科學》雜志發表了一篇論文，調查了不列顛哥倫比亞弗雷澤河紅大馬哈魚大量死亡的原因。而這一話題敏感的部分原因是一些科學家和環保人士之前曾發現漁業公司可能將疾病傳染給野生大馬哈魚。

　　一些記者與Lake接觸，希望采訪Miller-Saunders。但由于批準工作一再拖延，Lake和Miller-Saunders不得不再三推遲采訪。就在論文發表當天，Lake接到渥太華的通知，要求Miller-Saunders拒絕接受采訪。“很明顯，記者們異常憤怒。”Lake說。于是記者的稿件更多的是炮轟政府禁令而非大馬哈魚的基因。

　　而且，希望采訪Miller-Saunders的記者被建議與她的合作者聯系。雖然不是政府機構人員，但“不幸的是，合作者們也不是基因學家”。而這只是政府科學家被迫沉默的諸多案例之一。“這就像加拿大研究傳播領域縱貫了一個鐵幕。”Lake說。

　　環境有毒

　　并非所有科學家都愿意遵循加拿大的言論監控舉措。對這些措施嘲諷不已的資深科學家之一就是Robie Macdonald。作為生物地球化學海洋學家，他于1973年進入DFO，經歷了數屆政府。

　　Macdonald提到，在他的職業生涯初期，并沒有明確的新聞政策，但科學家也明白，“他們能談論科學，但不能評論政治”。但Harper政府讓“審查過程如此繁重，以致大多數媒體人不愿跟你打交道”。

　　Macdonald的團隊致力于海洋污染研究，由于經常需要鑒定汞的毒副作用和持久有機污染物對野生動物的影響等環境問題，他們會與行政機構發生碰撞。而Harper政府將污染研究移出DFO，毒理學家遭到解雇或轉移。當時，Macdonald的污染物研究也被取消，于是他提早退休，并在沒有報酬的前提下繼續研究。

　　被迫提早退休的聯邦政府科學家還有Ian Stirling。作為加拿大環境和氣候變化局生物學領軍者，Stirling在1970年就開始研究北極熊。但此類研究遭到Harper政府的審查，原因是科學家發現這種動物對氣候變化和海冰減少十分敏感。

　　Stirling表示，Harper政府的做法讓他想起另一個場景。上世紀70年代，他參加的一次會議上也有蘇聯科學家出席，而這些來訪的科學家身邊都跟著一個克格勃。令他難以置信的是，加拿大政府也采取相似戰術：在2012年召開的國際極地年會議上，加拿大新聞官也與科學家如影隨形。

　　一些官員也表示，現狀并沒有描述的那么糟。加拿大環保局的一位管理者在接受《自然》雜志采訪時表示，媒體使用的“緘默”標簽過于夸大了。但他也表示，“有時我們能獲得批準，有時不能，但原因并不明晰”。有時甚至一些正面報道也不被許可。他表示，禁令最大的影響是，“雙方都停止努力了”。

　　現在，該官員指出，他辦公室里的媒體條例正“或多或少恢復到之前的做法”。如果記者直接接觸該機構的科學家，研究人員能夠接受采訪，但必須事先通知新聞辦公室提前準備。與DFO的新指令相比，這措施相對不自由。前者規定，科學家現在能先接受采訪，后讓新聞官知曉。

　　政府取締

　　現在，一些政府部門正身陷過渡期。《自然》雜志向數個政府部門索要了新聞規定。加拿大公園管理局提供了2006年出版、2012年更新的相關信息。記者也表示與該機構科學家的接觸仍有困難。

　　一些科學家和新聞官還擔憂，今后政治風向的轉移將讓限制性措施回歸。“很難說以后不會再發生此類事件。在集權政府中，這時常出現。”Lake說。

　　即便在最開放的國家，科學家被迫“緘口”也是令人持續關注的話題。美國馬薩諸塞州科學家關注聯盟（UCS）也調查了前總統喬治·沃克·布什執政期間，美國出現的類似問題。當時政府科學家抱怨自己的數據被更改或遭到禁止，他們也不能與媒體交流。2009年巴拉克·奧巴馬上臺后，表示終止此類措施，但記者和科學家仍會遇到各種問題。

　　UCS 該議題首席分析師Gretchen Goldman表示，加拿大從美國的經歷中學到的一個事情是，它需要時間讓透明性文化根植在那里。另外，許多政府職員仍來自之前的政府，接受的是限制性政策的訓練。“實踐通常落后于政策。”她說。

　　加拿大科學家還需要數年時間從大幅經費削減、士氣低落和學術交流限制的陰霾中走出來。回顧從前，Macdonald想起了祖母對他說過的話，“建造一個好花園需要10年，但破壞它只要6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