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迫使南方走北方的老路

窮國正走向一條通往氣候災難的發展道路。這其中的原因是富裕國家向窮國輸出碳排放和向海外轉移氣候變化責任，高風指出說。

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資本主義生產和生活方式占統治地位的時代，而這種生產和生活方式又是由人類迄今達到的科學技術水平決定的。大機器生產、國際貿易和殖民地曾經是這一生產和生活方式的經典詮釋。從那時起，后進國家就永遠失去了田園牧歌式的傳統生活，一起參與到對物質和資源的占有和消費，和對利潤和商品的積累和追逐當中。一百多年后，冷戰的結束宣告了在資本主義以外尋求發展道路的大規模社會運動的失敗，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代表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帶著勝利者的光環，宣告歷史已經“終結”。

但是同時宣告勝利的還有這種生產和生活方式的種種內在困境和弊端。我還記得多年前同一位德國高官(現在已退休)的一次對話。我說，本來中國人是騎自行車的。為了對付氣候變化，我們可以不開汽車，你們的汽車廠可以離開中國了。他一聽急了，說那可不行。你們還得買我們的車，但是可以向我學習，一周只開一次。你瞧，不跟著西方走他還不干。假如十三億中國人都開上車，哪怕一周只開一回，那要多少汽油才夠呢?可正是他們在道貌岸然地譴責中國掠奪石油資源。網上流行的那首詩說得好：當我們閉關鎖國的時候，你們送來炮艦和鴉片;當我們擁抱自由貿易，投入消費的時候，你們說我們掠奪資源、環境污染……

按《另一個難以忽視的真相》(《中外對話》，2008年6月18日)一文的說法，發展中國家(文中稱“南方”)正沿襲著發達國家(北方)的老路，即資源/能源擴張的發展道路，它們大致將在2025到2030年在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和累計排放方面全面超過北方，并且由于南方的人口(40年后世界人口可能增長到100億)和經濟規模，來自南方的排放將使世界更快地逼近溫室氣體的危險濃度水平。對此，我一點都不感到奇怪，并且認為要明了這一點，本不需要那些復雜的模型。因為這一發展道路反映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歷程和內在法則，從某種意義上說，那是北方開創并設定好的。

近幾十年，西方國家進行了較大規模的產業結構調整，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了很多高污染、高耗能的低端產業，自己則占據了高附加值的產業鏈高端。北方從中獲取了巨額經濟利益，但卻把資源/能源壓力和溫室氣體排放轉嫁給了南方。從全球的角度來看，資源/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不僅僅只是換了個地方，而是大幅增長。

英國是個有趣的例子。這些年英國的溫室氣體排放有較大下降，為其他歐盟成員分擔了不少減排負擔。英國的氣候變化政策有其獨到之處，不過一個重要方面是英國大量轉移了自己的高耗能產業，更多地依靠科研、金融、中介、設計、教育等服務業維持經濟增長。這當然可以是某些發展中國家的榜樣。北京市就是這么走的，它轉移了幾乎所有的高耗能產業，前不久又將首鋼的煉鋼部分轉移到河北省，在北京保留了總部和電子產業部分。在全國各省區、直轄市中，北京市是唯一完成國家能源強度指標(年降4%)的。可是如果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向英國看齊就麻煩了，誰來生產那些高耗能產品呢?北方可以向南方轉移高耗能產業，南方又向哪里轉移呢?

再者，北方一向掌握著科學技術的優勢地位，并將此作為他們保持對南方競爭優勢的最后一張王牌，甚至對一些關鍵技術實行嚴密封鎖，以至聯合國在技術轉讓方面的工作40多年來毫無進展。據吳昌華觀察，一向高舉環保大旗的歐洲在技術轉讓和國際貿易上也日趨保守和具有防衛性(《全球應對氣候變化下的歐盟與中國》，《中外對話》，2008年7月9日)。如果南方手里都是些從北方搬來的技術，他們不跟在北方的后面走老路又能走什么路呢?

可以說，正是北方在迫使南方走北方的老路。這同樣是“另一個難以忽視的真相”。

今天，在氣候變化的背景下，所有人的共識是，發展中國家不能再重走北方的老路，要開創一條可持續發展的新路。可這條“新路”是什么呢?走通這條新路的前提條件又是什么?

在我看來，這條新發展道路只能理解為在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將節能減排納入自己的經濟發展規劃中，從而最大限度地避免落后技術的鎖定效應。中共十七大已經提出了這一新道路的理念和政策框架，中國的氣候變化國家方案作為國家節能減排綜合工作方案的一部分也明確了能源強度指標(2006年至2010年降低20%)和具體政策措施。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已經或即將制定類似的國家方案。

但是，走通這條新路是有條件的。我以為條件至少有二：一是發達國家作出表率，成功減排，創出經驗;二是北方真誠地幫助南方，在技術研發和轉讓以及為此進行投資方面發揮領導作用。這些都已經反映在“巴厘行動計劃”(1/COP·13號決定)之中。所以，哥本哈根協議的重要意義就在于，全球共同努力超越資本主義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內在矛盾和困境。當然，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但哥本哈根必須開辟道路，指明方向。

至于全球化過程中低端產業向南方轉移，從世界經濟發展的角度看，這具有必然性，對全球經濟增長和消除貧困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對其負面影響，北方理應積極幫助南方解決高耗能產業生產中的節能減排的問題，而不是倒打一耙，得了便宜賣乖。此外，也有必要考慮在國際貿易中建立產品內涵能源補償機制，使從事高耗能生產的國家能夠承擔高額減排成本，不至于犧牲過大。雖然“巴厘路線圖”中沒有這一內容，但在哥本哈根協議達成之后，這一問題有可能被提上國際談判日程。

西方的氣候變化政策越來越強調迫使南方采取減排行動，并要求南方向北方的經濟、環境和社會標準看齊，進一步開放市場，核心是增加南方的發展成本，從而壓制南方的經濟增長，使自己不至于喪失經濟競爭力(見以上吳昌華文)。美國和歐洲早就在醞釀對南方的出口產品征收碳排放稅，至于要求南方向北方的經濟、環境和社會標準看齊，我感覺那基本是在“作秀”，或者拿當下的說法，那是在忽悠選民。南方要是能達到歐洲的標準，就不是南方了。如果南方死活達不到標準，歐洲無非還是征稅。歐洲人只好多花錢買同樣的東西，誰讓他們樂意呢?看看歐盟成員，像葡萄牙、西班牙、芬蘭、希臘、愛爾蘭，它們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都比1990年分別增長了21%至40%不等。上文提到英國也同樣難以為南方整體所效仿。所以，即使南方達到歐洲的標準，難道氣候變化問題就煙消云散了嗎?還是集中精力研究如何與南方合作走通可持續發展的新路為上策。

高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法律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