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畢業干點啥？

美國桑地亞國家實驗室博士后Carlee Ashley在進行癌癥研究。圖片來源：Sandia Labs

　　如果培養科學家的項目最后沒有培養出學術人才，那么這個機制就存在問題。

　　這只是個研究。但一個新奇的分析發現，美國生物醫學畢業生獲得經費情況與其畢業后第一份工作間存在聯系。這顛覆了傳統觀點：接受研究基金資助的學生比那些由其他機構資助的學生更易找到一份科研工作。

　　將發表在《研究政策》7月刊上的該發現，為當前有關培養下一代生物醫學科學家最好方式的熱議添了一把火。這也讓美國生物醫學勞動力狀況研究者十分撓頭。為了理解其原因，《科學》雜志羅列了相關背景資料。

　　三種支持模式

　　首先，國立衛生研究院（NIH）是美國聯邦政府培養下一代生物醫學研究者的主要經費提供者。NIH針對研究生主要有三種經費支持類型：教職工經費項目中的助理研究員（RA）；競爭性獎學金接受者；大學培訓補助項目參與者。

　　該機制讓學生有更多的主動權，也幫助NIH更好發揮杠桿作用。RA主要負責幫助教職員執行其研究，但學生有被簡單視為導師另外一只手的風險。相比之下，獎學金給學生更大余地，能讓他們按照興趣挑選實驗室。但如果其導師不注重培養學生的技能，那這種自由可能具有一定成本。

　　培訓補助金的目的是為學生提供高質量、全面的研究經驗，例如職業咨詢，而且，院校必須有明確的計劃，以達到這些目標。但該項目依然存在限制：只有相對較少的大學能申請這種經費處理個別科學領域中的不足。

　　NIH并非研究生教育中唯一的經費提供者。新研究發現，在任何給定的時間內，一所大學的生物醫學領域僅有21%的學生正在接受NIH的資助。在研究生訓練期間，學生從一種資助機制轉到另一種機制并非不常見，例如，入學第一年獲得大學獎學金，隨著對不同學科的探索，又接受NIH的培訓項目，之后成為NIH資助的RA，以完成其畢業設計。

　　RA最常見也最受質疑。

　　到目前為止，RA所占的比例最大。NIH資助的RA學生的數量幾乎是其他兩種模式總和的兩倍，并在過去30年間翻了兩番，2010年已超過25000人。與此同時，接受另外兩種資助的人數僅緩慢增長。而且，RA數量的變化與NIH預算相吻合，好年份增長迅猛，而經費緊縮年份就保持平穩甚至下降。

　　目前，美國高校培養的生物醫學博士已經超過學術勞動力市場的吸納能力。新增的博士生正像洪水一般涌入學術界這個容量有限的管道。2003年，美國自然科學領域的博士畢業生有21343人。2013年，這一數字幾乎增長了41%，其中生命科學領域增長最多。盡管自然科學博士的失業率相對來說較低，但美國生命科學領域的博士畢業后沒有工作的比例從10年前的28%上升到42%。

　　針對現狀，一些科學家認為，NIH應更嚴格管理資助經費。最近幾個著名專家委員會建議，NIH應當平衡RA、獎學金和培訓資助的數量。他們認為RA項目為學生提供的教育經驗更差。

　　但事實并非如此簡單。控制RA數量并不科學，原因是由教員而非NIH決定是否將一個學生納入其項目。同時，RA還與NIH年度預算息息相關。教師不得不依靠廉價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利用有限的研究經費產出最大的科學成果。哈佛法學院的勞動經濟學家Michael Teitelbaum認為，“生物醫學研究體系是圍繞著研究生和博士后這個大型的勞動力建立起來的，很多人覺得談論變革是很尷尬的一件事。”

　　此外，這也不是一個簡單的數字游戲。NIH必須考慮更改資助模式對生物醫學研究市場多樣性的影響。尤其是外國學生因沒有資格申請NIH的獎學金和培訓經費而在RA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因此減少RA的數量將降低美國研究生院的外國學生數量，除非修改資助條例。另一方面，科學勞動力市場中的女性和其他少數族裔在NIH獎學金和培訓金領域所占份額比RA更大。

　　令人驚訝的發現

　　由馬薩諸塞州曼荷蓮學院客座教授、經濟學家Margaret Blume-Kohout領銜的上述新研究指出，飽受詬病的RA模式的一線希望是，對生物醫學學生而言，那些主要由NIH資助的RA獲得研究相關工作的幾率比接受獎學金或培訓金的人高11%。

　　Blume-Kohout分析了2001年至2010年間，121所研究型大學的41580位獲得博士學位的學生。她對這些學生完成學位時的職業前景尤其感興趣。Blume-Kohout結合了國家科學基金會（NSF）關于畢業生完成學位前狀況的調查數據、后續的博士勞動力市場抽樣調查和畢業生受資助狀況官方記錄。在清除了干擾勞動力市場的機構、程序和其他外部因素后，她比較了同年畢業于同校同專業的學生的情況。

　　之前沒有人設法將資助機制和新晉博士生的第一份工作聯系在一起，因此Blume-Kohout也無法預測答案。“我們沒想到能得出結論。”她說。

　　她還表示，該研究并未回答畢業生獲得學位后應做什么。“我們絕不認為研究工作就比其他崗位更好。”相反，Blume-Kohout表示，該研究回答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如果NIH正在資助他們成為科學研究者，那么最終的問題是他們能不能成為研究人員。如果培養科學家的項目最后沒有培養出學術人才，那么這個機制就存在問題。”

　　Blume-Kohout懷疑，出現不同結果的一個原因是學生在不同資助機制下得到的指導不同。“之前研究就發現，獲得獎學金或培訓金的學生雖然有更大的自由，但也抱怨如果他們要做的東西不是導師項目的一部分，那么導師就會興趣缺失。”相反，教員會對RA傾注更多關注，因為他們的能力項目成功十分重要。

　　因此，Blume-Kohout懷疑，曾作為RA直接參與項目的學生也傾向于進入科研機構。而且，這些學生在學術圈里的曝光度也更高，這是獲得學術研究職位的一個重要因素。但該研究并未衡量導師指導的質量。她說，如果獎學金獲得者和實習生接受的是經驗更少、能力更差的教員的指導，他們在畢業后走上研究崗位的興趣就更低。

　　該研究顯示，在所有獲得研究工作的畢業生中，84%的人選擇博士后深造。除了對科研工作更有興趣，主要由RA模式資助的學生也傾向走上非博士后研究崗位，這些崗位通常在企業中。

　　吸引眼球但備受質疑

　　這些結論受到廣泛關注，但也備受質疑。該研究由NIH國立綜合醫學研究所（NIGMS）資助。

　　NIGMS所長Jon Lorsch表示，該研究“在NIH內部得到廣泛關注”。但他并不認同Blume-Kohout的結論。“我們希望能看到更多額外研究。”他說。

　　佐治亞州立大學勞動力經濟學家Paula Stephan認為該研究可能反映了近期讓研究生更好了解職業前景的努力。“我花費很多時間與不開心的博士后交談，他們通常沒有考慮什么是自己真正想做的。”

　　但也有研究人員質疑該研究是否準確衡量了學生繼續從事研究工作的興趣。他們認為，面臨畢業的學生可能沒有花大量時間回答問卷，也并不確定自己的未來，或者不熟悉其研究生教育是如何得到資助的。

　　Blume-Kohout也承認數據存在這些潛在問題，但也表示其經濟學模型也支持當前的結論。她還希望能合并2013年的數據，以便解決另一個受到質疑的地方，即樣本存在局限。“能調查7~10年的博士后可能更有益。”美國實驗生物學聯合會勞動力研究專家Howard Garrison說。

　　2014年，針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34個成員國的一項報告顯示，這些國家完成高等教育并獲得博士學位的人口比例比17年前翻了一番，由0.8%增長到1.6%。雖然并不是所有的博士畢業生都希望在學術圈發展，但的確有很多人想在學術界謀得職位。他們發現這很艱難，因為學術崗位并沒有因為新晉博士生人數的增長而有相應的增加。博士人數和提供的學術崗位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這種情況在美國已經引起了特別關注，越來越多的美國博士畢業生不得不陷入漫長且不穩定的博士后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