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亞生副研究員：我的科研之痛

吳亞生在四川盤龍洞進行地質考察

　　對于一個科學研究者而言，創新就是發現前人沒有發現過的自然現象，例如發現地球是圓的而不是平的，發現地球繞著太陽轉而不是太陽繞著地球轉；或者創立新的研究方法和科學理論，如創立勾股定理、創立萬有引力的計算公式。揭示和認識未知現象以求有所發現，是我們每天工作的基本目的，是一種本能！

　　我是一個從事古生物學、沉積學研究的學者，1994年被特批為中科院的副研究員。在至今的18年中，我一直探索，在灑下汗水的同時，也有所收獲。

　　我得到的第一個值得記憶的成果，是建立定量計算億年前全球海平面變化幅度的方法。

　　地質學家發現，從地球上有海水以來的幾十億年里，全球海平面一直在升升降降地變化著，正所謂“滄海桑田”。恢復這種變化的歷史，特別是定量確定某個時期全球海平面變化的幅度，自然成為地質學家的興趣和使命。

　　遍查文獻，你會發現人們找到了定量確定新生代全球海平面變化幅度的一些方法，但一直沒有找到定量計算億年前全球海平面變化幅度的方法。

　　在我找到的方法中，公式不復雜，原理也簡單。最好理解的情形是，當珊瑚礁生長到海平面附近時會追蹤海平面生長，即海平面上升多高，珊瑚礁就向上生長多高，不會超出海平面。在這種情況下，珊瑚礁的厚度就是海平面上升的幅度。當然這是最簡單的情況。

　　該成果于2002年發表在《中國科學》上。因為不是國際SCI刊物，這個成果在評職稱時是不被統計的。

　　我的第二個創新成果是發現了二疊紀—三疊紀之交存在大型海平面下降事件。這個發現的故事略顯悲壯。

　　古生物學家已經確定，二疊紀末到三疊紀初（至今大約2.5億年前），地球上發生了一次重大事件：95%的陸地和海洋物種原因不明地突然消失了。對這次大滅絕原因的探索，特別是對這個時期全球環境變化的研究，遂成為地學界熱點。

　　英國學者魏格納于1996年首先提出，二疊紀—三疊紀之交全球海平面是持續上升的，并由此引起海洋缺氧，導致了上述生物大滅絕事件。文章發表于著名的《三古》雜志。

　　但我在1999年對貴州二疊紀生物礁的研究中，在礁頂部發現存在一次大的全球海平面下降的證據，包括剝蝕面、干裂縫等。2000年我將成果寫成論文投《三古》雜志，但審稿人是魏格納及其支持者。他們提出只要我放棄存在全球海平面下降的結論，就可以發表。但我明確拒絕了，而且我相信，《三古》的編輯們會秉公辦事，允許不同觀點的發表。

　　但現實是殘酷的：我4次修改文章，4次被拒。這篇文章直到8年后才在一份也算有名的國外刊物上發表。這時其發表的意義已經大大下降。因為我在其他地方發現的類似證據已陸續在國內核心或SCI刊物上發表。

　　2006年，曾兩次槍斃我《三古》投稿的那位英國人來我這里，給我看了國內某同行采自廣西的標本和薄片，其上有海平面下降的證據。他表示認同我的觀點，并讓我把貴州的材料給他一起合作寫文章，遭到我的拒絕。后來這個英國人以他學生為第一作者把廣西的材料成文發表了。

　　我的第三個算得上是創新的成果是微生物巖研究方面的。

　　1999年，一個英國人在重慶附近發現了一種樹枝狀的巖石，他認為與現代的泉華相似，所以提出可能是微生物巖。同年，一個美國人在貴州發現了類似的巖石，提出是腎形藻形成了這種巖石。2003年，日本人與北大學者合作對重慶的這種巖石進行研究，提出樹枝狀構造是小球狀藍藻粘結灰泥形成的凝塊石。此后的各種研究再沒有明顯進展。

　　我們于2006年從重慶采集同樣的標本研究后，發現所謂的腎形藻的鑒定是不正確的；也不具備泉華的結構；小球狀藍藻化石數量少，只是巖石中的次要成分。事實上，樹枝狀構造的形成與一種形態詭異的囊狀化石有關。這種化石形態變化大，以及受成巖作用改造嚴重，所以一直沒有被識別出來。

　　我們提出這種化石可能屬于某種菌落；正是這種化石的富集，以及傾向于沿著這種化石富集區發生的多種成巖作用的改造，共同形成了樹枝狀的構造。2006年我們將這一成果發表在國內SCI刊物上。2009年我將進一步研究成果的論文投給國際SCI刊物《亞洲地質》，被審稿的日本人扼殺了。

　　2012年起，我們對這種巖石中的囊狀化石開展再研究，并再獲突破，將這種化石鑒定到屬，屬于一種現代尚存的菌類群體的化石。在與國內外現代微生物學權威交流后，這個鑒定已得到認可。

　　圍繞這種奇怪的巖石，多國專家開展研究，在國際著名刊物上發表了若干文章，但都沒有到達科學的彼岸。我們取得了正確的認識，但由于觀點與他們不一致，或者因為沒有主動與他們分享成果，所以未能在國際SCI刊物上發表文章。

　　很多人勸我：為了解決問題，你為什么不向他們妥協一下呢。而我內心反問：科學王國為什么不是可以自由表達學術思想的一方凈土？

　　由于國內SCI論文和核心期刊論文在職稱評定時都不算成果，所以我這些年來在形式上幾乎等同于沒有成果。我的創新之路在使我獲得傲視洋人的自信的同時，也使我陷入了18年提不了職稱的窘境。

　　幸好，中科院開始了政策調整，今后的成果評價將不再過分強調刊物的國外屬性和影響因子大小，而更加重視成果的實際價值。這將為科研創新提供更加有利的軟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