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飛鵬：中國需要草根創新

　　諾貝爾獎得主埃德蒙·費爾普斯在3月15日舉行的第二屆諾貝爾獎經濟學家中國峰會上發表主題演講時說，中國需要本土和草根創新。他認為，“中國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生產力增長和創新要大幅度低于美國。可能中國有這樣一種擔心，將來會重蹈歐洲覆轍，將來可能會喪失掉生產力上升和工資上升的源泉，這就需要中國進行高速的本土創新”。

　　他認為，創新是具有挑戰性的任務，是很難的。即使是一個充滿了企業家精神的經濟體，比如說中國，也可能并不具有很高的創新精神。真正的創新并不是注意到一種機會，而是取決于對一種新產品或新方法的設想，還有對于經濟發展的一種新洞悉。從體制角度來講，中國在推動大眾創新上可以說是喜憂參半。

　　他指出，有一些人認為公共部門或者是國有企業能夠極大地推動創新，但這樣的觀點非常天真。對民營部門來說，面臨的挑戰是技術的復雜度，對國有企業來說比較大的問題是商業判斷力和洞察力。

　　在中國可以通過大幅度地調整銀行融資安排，使得大量的資金能夠基于純粹的商業和利潤基礎來進行借貸，這樣就能夠極大地推動創新。要高度創新就需要將相應的貸款提供給私營企業，進行項目的投資，包括一些創新項目的投資。廣泛的教育也可極大地推動這一點。費爾普斯還從傳統文化、家庭觀念和創新需要付出的代價等方面闡述了本土創新可能面臨的障礙。

　　在我看來，他老人家講的這些都是值得認真領會和傾聽的，正如我曾說過的那樣，依靠現有的體制和做法是不會有創新的。企業的目標是掙錢，國企不需要創新，民企無能力創新。費爾普斯看得見中國創新不夠，也大概知道國企壟斷不會有創新，卻畢竟不是中國人，沒辦法知道原因在哪里。其實很多人是知道的，當然我也算其中一個。以前一直想說卻沒說，是因為覺得不值得說。既然他老人家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居然說了，作為自家人的我當然更不應該不說。

　　中國不能產生有效創新的原因不是人種問題，不是文化問題，不是社會制度問題，而是人才政策、國企、國家科技獎勵制度造成的問題。

　　人才政策是阻礙創新最大的根源。創新應該是在社會每個角落或者每個崗位都可能自發發生的事件，并不是由哪幾個人或者選擇哪幾個人領導就可以做到的。因此，有關部門制定政策不斷認定這幾個或那幾個人是來搞創新或者領導創新，其他人沒機會也無法創新。在一般國家，應該是做了創新的事情才是創新的人才，而我們正好相反，領導喜歡了就是創新的人才，然后拿著榮譽和金錢去搞創新，去做對得起這份榮譽的事情。這種區別就像美國人發明生產線，讓每個工人在生產線上只做一個動作，容易訓練和熟練，提高生產效率；而我們提倡勞模，用個人的技術和積極的勞動去提高生產效率。區別是美國人培養一個崗位的熟練能手只要一個月甚至就幾天，而我們培養一個勞模需要好幾年。美國人人都可以是崗位能手，而我們只有那幾個。所以，各種人才政策是創新最大的敵人。解決方案是淡化各種人才政策和人才計劃，本來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要沒事找事兒矮子里面拔將軍。

　　國企在各產業和商業領域的壟斷是創新最重要的阻力。企業是以掙錢為目的的，利潤和好處是企業追求的目標。如果通過政策能夠獲得足夠的好處和利潤，保證領導能夠烏紗不斷地高升，就像“你懂的”，那誰還要搞創新？那種說企業是創新的主體，同時又說國企是國家的支柱，所以，國家的創新經費和科研經費主要是由國企為主導申請的說法，是相當荒謬的。建議取消所有國企的行政級別，并通過全部上市實現民營化和真正的企業化。至少應該立刻停止現有以國企為主導的科技資助和管理政策。

　　國家獎勵是創新最普遍的障礙。國家獎勵的存在，以及把每個人一生的所有好處都與之相連，是科教領域和各種官學勾結、學風敗壞的原因。這種制度設計是按照不斷挑戰人性最惡和最底線設計的。國家獎勵背后的各種誘惑，是渙散所有人的創新能力的最主要誘因。不管是SCI也好，發明ZL也好，各種項目和基金的爭奪也好，項目鑒定的腐敗和學官兼職也好，誘惑都在于此。建議取消所有的國家獎勵，各省市和部委獎勵、只保留個人名號基金會和學會的獎勵。

　　一個社會和民族是否有競爭力，創新和創造是精髓，而精髓是否有活力，就看機體的功能是否正常，看是否有非正常生長的細胞。以上三個就是那不正常的功能，那些掌控這些機構功能的人就是社會的癌細胞。

　　按常識去做事兒比追求執行力更健康，更有效，比在狗面前掛一根骨頭讓狗跑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