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菲溢油事故已超半年起訴還需出動“國家隊”

　　　渤海康菲油田出現溢油事故至今已超過半年，關于康菲漏油事件的民事侵權賠償之訴仍在路上。據有關媒體報道，河北省樂亭縣養殖經營者李學志等107位漁民已于13日向天津海事法院提起訴訟，以海上、通海水域養殖損害責任糾紛為由，向康菲石油中國有限公司提出環境污染損害賠償，要求康菲停止侵權、消除危險并賠償經濟損失4.9億余元。

　　根據《民事訴訟法》規定，天津海事法院在收到起訴狀后，經審查，如認為符合起訴條件的，應當在7日內立案，并通知當事人。從漏油事件發生后水產養殖經營者受到現實損害的事實、證明水產品死亡與渤海溢油之間存在某種因果關系的政府回函、漏油事件公開資料等相關侵權之訴立案條件來看，盡管這次起訴康菲的立案可能再次像以往那樣遭到相關法院基于難言之隱的集體失聲，但該案從法律上順利進入司法程序的“硬件”還是基本具備的，“立案”最終還是有望在各方關注下予以成功通過的。

　　不過，考慮到康菲油田漏油事件自身的復雜性和敏感性，河北這107位漁民對康菲的起訴立案與否，顯然并不是決定康菲漏油事件走向的關鍵，而只是走向最終法律解決的第一步，最難走的，還在后面。

　　譬如，對損害后果與渤海溢油存在直接因果關系的權威機構認定、政府主管部門出面作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法律適用的解釋、調查鑒定費等訴訟財務負擔問題等，這其中，尤以相關主管部門的參與態度和深度合作最為重要。沒有政府主管部門及其聘用的律師事務所、鑒定機構或大型實力環保組織等相關“國家隊”的配合，單靠民間自發的力量和受害者自行的起訴，此次康菲漏油事件的司法解決，恐將受制于時間及財務成本、技術等重重取證壓力而難以推進。

　　海洋環境污染索賠案的復雜特性，決定了其向來就不是污染受害者自己的戰斗，而是受害者與政府、實力國家環保組織、政府聘用律師等“國家隊”合力運作的結果。從國際相關同類司法判例和行政處理案例的運作經驗看，也是如此。

　　無論是美國石油巨頭雪佛龍公司在巴西海域的原油泄漏案，還是西方石油公司在秘魯北部亞馬遜的卡利加諾污染案，其最終之所以能夠得到快速、成功處理，與其背后的強大環保維權力量的支持是分不開的，前者是巴西政府各部門，后者則是在美國實力強大的環保組織“地球權益國際”和“亞馬遜守護”。

　　事實上，13日107位受損漁民起訴康菲公司的司法事件，只是開了一個中國海洋環境污染索賠案的好頭，相對于其能夠取得的司法效果而言，我們更愿意看到的是中國相關司法、行政主管部門，能夠借此聽到來自民間的堅決要求捍衛國家海洋環境權益及自身權益的聲音，并正面呼應這種維權聲音，至少做到不缺位、不越位，行政的歸行政，司法的歸司法。譬如效法巴西、美國等國快速處理類似海洋環境污染案的做法，迅速就康菲公司漏油事件進行行政處理、作出符合司法訴訟要求的調查鑒定與評估結論;相關海事法院在符合《民事訴訟法》等法律規定的基礎上盡快予以立案、審判等。

　　渤海康菲油田出現溢油事故后，國家海洋局、農業部等政府主管部門召開新聞發布會、啟動相關調查、公布處罰結果等，作了大量有益和有成效的工作，但要真正減少并盡量杜絕這樣的惡性污染事件發生，除了這些常規性和應急性的監管措施外，相關部門當務之急還應盡快在設立相關污染維權基金、打通行政與司法聯動處置法律通道的基礎上，盡快牽頭組建包括有律師、評估師、海洋污染專業鑒定人員、環保組織組成的事故處置專業機構，作為海洋污染事故處置的“國家隊”。

　　一方面協助相關政府部門盡快進行行政處罰認定，另一方面則協助一般民事受害者向污染事故責任人提起民事索賠，出具相關鑒證評估文書。譬如在本案中，如果有此類“國家隊”的介入，就可為107位漁民訴康菲公司侵權提供相關書證和證人支持，從而為該案的快速司法解決提供有力組織保障。(作者系萬商天勤律師事務所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