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科研與工程實踐讓驚世容顏再續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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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繼續努力，讓敦煌壁畫‘一眼千年’的驚世容顏再續千年。”獲得國家卓越工程師團隊榮譽后，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團隊帶頭人、敦煌研究院院長蘇伯民備感振奮。

80年矢志不渝，數代人接續奮斗。如今，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團隊已打通科學研究和工程實踐的最后一公里，完成了從搶救性保護向預防性保護的轉變。不但為國家文化安全作出了貢獻，還書寫了文保技術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綻放異彩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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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修復壁畫。受訪者供圖

攻堅創新，根治敦煌壁畫“癌癥”

酥堿素有壁畫“癌癥”之稱，曾是我國壁畫保護的頭號難題。

“酥堿病害的‘罪魁禍首’是壁畫巖體里的鹽分,當壁畫巖體濕度發生變化時，鹽分會反復潮解、結晶，從而破壞巖體結構，讓壁畫變得像棉絮一樣松軟。”蘇伯民說。

為解決這些問題，蘇伯民帶領團隊苦苦尋覓根治壁畫“頑癥”的方法。

“和人類生病相似，壁畫出現酥堿也有個‘病因’逐步積累的過程。”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所長、研究館員于宗仁告訴《中國科學報》，“要根治壁畫‘癌癥’，首先要找到病因。”

20多年前，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團隊從西北地區巖石、土壤鹽分入手，通過實驗分析哪類鹽，通過什么途徑破壞文物本體的方法，最終找到引起壁畫蘇堿問題的幾種鹽，并深入研究其各自特點及混合特性，檢測其在空氣濕度、溫度、人類活動等條件下對壁畫影響的閾值。

弄清蘇堿的破壞機理后，壁畫脫鹽、加固、修復，相關材料和工藝又是一道難題。

“部分壁畫雖然已經‘酥’了，但依然非常珍貴，沒有十足的把握不能貿然采取修復措施。”于宗仁說。

為此，團隊通過研究保存環境與微生物病害作用機制，研發出滅菌材料和非接觸式智能滅菌裝置，形成墓葬壁畫微生物防治和環境調控等核心技術，并利用原位無損探測技術，形成塑像結構科學評估和骨架替換技術，構建了塑像保護技術體系。

針對露天環境保存的石窟寺與土遺址面臨的風化、坍塌、開裂等問題，開展多場耦合下表面風化機理與失穩機制研究，形成我國石窟寺與土遺址保護基礎理論，研發出系列保護加固材料，構建了基于傳統材料與工藝的成套保護技術，形成石窟崖體開裂坍塌、洞窟滲水、表面風化等系列防控技術,實現了野外復雜環境保護工程的科學化和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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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伯民（前排左三）在保護現場。受訪者供圖

接續奮斗，從物理隔離到科學保護

1944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終結了敦煌石窟近400年無人管理的歷史。

當時，敦煌石窟面臨黃沙積埋、壁畫剝落、塑像傾倒等問題。清理流沙、修建圍墻、加固石窟……以常書鴻為代表的第一代莫高窟人樹立起“保護第一”的旗幟，拉開了敦煌文物保護的大幕。

此后，段文杰、樊錦詩、孫儒僩、李最雄、李云鶴、王旭東、蘇伯民等代代接力，以科學研究為基礎、以人才培養為核心、以工程實踐為依托，在西北邊陲創造出中國文物保護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的“敦煌經驗”。

“從最初的保護4人組開始，經過80年矢志不渝、接續奮斗，我們逐步形成一支多學科融合、具有國際視野的文物保護研究和工程實踐團隊。”蘇伯民說。

早期敦煌文保理念以“物理隔離，避免人、動物或自然破壞為主”。包括為石窟清除流沙，為壁畫筑起圍墻，然后是基于常識或經驗的文物保護。

“后來逐漸引入材料分析、科學評價等方法。”于宗仁說，“近20年我們取得了大批成果，這離不開文保前輩打下的堅實基礎。”

通過不懈努力，團隊建成我國首批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文化遺產領域唯一的國家古代壁畫與土遺址保護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文物領域首個國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通過成立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技術服務中心和甘肅莫高窟文化遺產保護設計咨詢有限公司，打通了科學研究和工程實踐的最后一公里，探索形成產學研用全鏈條、一體化的保護模式，打造出學科門類齊全、業務分工明確、能形成研究合力的文物保護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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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在交河故城保護加固現場。受訪者供圖

使命擔當，將技術“輻射”出去

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團隊與沙為伴，逐漸構建起以“固”為主，“阻、輸、導”結合的綜合防護體系，使窟前積沙減少85%。此外，他們開文保理念先河，成功從搶救性保護轉變為預防性保護。

在長期堅守中，這樣的“先河”，也越來越多。

首次系統科學支撐下的整窟壁畫保護修復，首個基于風險理論的世界文化遺產地監測預警體系，第一輛考古發掘現場移動實驗車，第一座多場耦合環境模擬實驗室……

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團隊賡續接力，始終踐行“堅守大漠、甘于奉獻、勇于擔當、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實現了文化遺產保護發展歷程中的一次次突破。

與此同時，團隊主動擔當，實施了“西藏三大重點文物布達拉宮、薩迦寺、羅布林卡壁畫保護修復工程”和“絲綢之路新疆段交河故城遺址搶險加固工程”等國家重大文物保護工程。并依托國家古代壁畫與土遺址保護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先后在新疆、內蒙古、西藏、寧夏、河北、河南、山西等省區建立7處保護工程技術推廣工作站；在浙江設立東南分中心，承擔近20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300余項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工程，實現了石窟寺、古代壁畫與土遺址保護技術的推廣應用，為國家文化安全作出了突出貢獻。

此外，該團隊與印度、柬埔寨、尼泊爾、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國對接或簽署戰略合作協議，為保護技術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輻射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