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文津：大慶油田發現真相中國獨創理論不容抹殺

　　編者按：

　　1959年，大慶油田的發現，讓中國石油工業徹底甩掉了“貧油論”的帽子，對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貢獻巨大。然而，在這一重大科學發現面前，中國地質學界享有尊崇地位的李四光、黃汲清和謝家榮三位大家，到底誰的貢獻更大，多年來爭議不止。如今一種新的觀點認為，大慶油田并非中國人自主發現，匈牙利人起的作用很大，功績卻被抹殺。

　　大慶油田發現的真相到底為何？匈牙利人的貢獻到底如何評說？中國工程院院士趙文津日前投書本報，補充有關大慶油田發現的史實材料，供讀者參考。

　　4月1日，鳳凰網轉載了《炎黃春秋》網站一篇關于“大慶油田發現”的刊外稿，還起了一個頗有深刻含義的題目：《發現大慶油田真相：匈牙利人幫大忙 功績遭抹殺》（以下簡稱《發現》）。

　　一時間，輿論嘩然，跟帖觀點各異。不過眾多網友仍然希望了解客觀史實。畢竟，石油的大發現，不但是中國人依靠自己的力量甩掉了“貧油”的帽子，更是激勵著一代代中國人自主創新的大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因此，還原新中國石油大發現的客觀真相是極其必要的。關于大慶油田發現的功臣，國家授予大慶油田的獎勵名單中列出了地質、石油及中國科學院三個部門23位科技專家，排在前三位的正是李四光、黃汲清、謝家榮。

　　然而，曾經一度有些同志不做全面深入的調研，混淆了我國石油大發現的客觀歷史，否定李四光在我國石油大發現歷程中的巨大貢獻。

　　為了弄清歷史的本來面目，筆者曾對石油大發現的相關問題作過較全面、深入的調查，并出版了《李四光與中國石油大發現》（地震出版社）一書對此詳述。

　　不過，今天對大慶油田的發現，又有了一種新說法。中國科學院院士謝學錦在接受該文作者王克明的訪談中強調，匈牙利人幫了大忙，“有關鍵貢獻”！中國人把他們的“關鍵貢獻”抹殺了！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筆者認為，這種說法非常不負責任，完全有違事實。因此，有必要舊事重提，對此作一說明。

　　該文章援引謝學錦院士的話稱：“1957年，匈牙利地震隊進入松遼平原。第二年，他們即在這一地區發現長垣背斜構造。緊接著，地質部在構造上打普查鉆，見油砂！這一關鍵性結果，使松遼平原找油遠景驟然大幅升級。從而導致后來兩部在該地域集中力量鉆探，最終確定出松基一、二、三井的井位。”

　　這種說法完全與事實不符。首先聽聽當事人的說法。

　　朱大綬，當時任長春物探大隊的主任工程師。在１９５７年底，隨著松遼物探工作的加強，物探隊伍大量增加，地質部物探局決定把朱大綬從物探局機關調到新組成的長春物探大隊，擔任技術負責人。

　　朱大綬在《發現大慶長垣經過》的回憶文章中，詳細介紹過中匈技術合作隊（即匈牙利地震隊）調往松遼平原的來龍去脈及其工作地點和范圍。

　　１９５７年底至１９５８年初，四川的３０３物探隊的電法隊，柴達木的２０５物探隊，以及在鄂爾多斯工作的１１６物探隊，即中匈技術合作隊，奉命調到松遼平原，與已在該地區工作的１１２物探隊，一起組成長春物探大隊。

　　新組成的長春物探大隊中有幾個分隊原屬于中匈技術合作隊，在工作布置和技術要求上也有不同意見。在這種情況下，領導作出決定：有匈牙利專家的分隊主要按匈牙利的技術要求辦，除了大地電流分隊在松花江以北的地區工作外，其他中匈合作的兩個地震隊（一隊和二隊）和一個扭秤隊都布置在松花江以南工作。中方的分隊包括兩個地震隊，全部執行我國自己的規章制度，為了便于領導均布置在松花江北地區工作。

　　朱大綬的親身經歷，以及當時參與大慶地區工作的許多當事人都可以說明此事，即中匈合作隊是被部署在松花江以南地區工作。大慶地區則在松花江北約150公里以遠。

　　大慶長垣最早是區域重力、磁法發現的，后來直流電測深剖面上也有顯示，在最后選定松基三井井位時也用上剛剛取得的地震剖面圖對井位作了小的調整。因此可以毫不含糊地說它是中國人自己的發現，是1957~1958年用綜合地球物理測量在厚的第四紀覆蓋區內發現的。

　　顯然，所謂“匈牙利地震隊在１９５８年發現了長垣背斜構造導致大慶油田被發現”，或是說匈牙利人“對大慶的發現有關鍵貢獻”，都嚴重違背了客觀事實，完全站不住腳，更談不上其功績遭抹殺。

　　證據還不止如此。

　　截至目前，匈牙利地震一隊和二隊中的技術人員仍有不少健在，如一隊技術干部蘇靜柏和二隊技術干部謝婷婷，江北中方的地震三隊技術負責人周煥然，地震四隊技術負責人是于占元，大隊還有王懋基。筆者已就當時的實際情況向她們取得證實。

　　因此，要想獲得當時匈牙利地震隊確切的工作地點和所做的具體工作，文章作者完全可以向她們當面或電話詢問，而不應該不尊重事實。

　　《發現》一文還否定了大慶油田發現和李四光獨創理論的關系。

　　文章這樣寫道：“地質力學和發現大慶這兩者之間確實沒有關系。李四光先生并未說大慶油田是用他自己獨創的地質力學理論找到的。是在大慶油田發現了兩年以后，他有一天寫信給何長工（時任地質部副部長），把大慶油田第一次和他自己的研究聯系起來了……”

　　這種說法甚是荒唐！作者如何肯定兩者“確實”沒有關系呢？就是這寥寥數語可以把這一重大歷史事實抹殺掉嗎？

　　要知道，從1952年9月地質部成立時起，李四光被任命為部長，并直接兼任部地質普查委員會（后改為石油局）主任。當時是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即將開始的一年，中國面臨嚴重的能源、礦產資源問題，真是處于“無米下鍋”的境地。天然油和人造油加起來年產才幾十萬噸，最大的玉門油礦年產原油僅十幾萬噸。中國如何解決能源問題？當時世界上傳統的觀點是“海相地層”生石油，而且可以生成大的油氣田，陸相地層里可以產石油，但規模都不大，能否找到大油田都是未知之數。外國人說中國的盆地以陸相地層為主，有海相地層但深度大，又遭受到過多的構造作用，因此我國被冠以 “貧油”帽子。這種說法在我國地質界有廣泛的影響。

　　1953年，毛澤東邀請了李四光到中南海菊香書屋，征詢他對中國石油資源前景的看法。李四光依據自己的大地構造理論和油氣形成移聚條件的看法，明確回答中央領導同志說，中國油氣資源的蘊藏量是豐富的，而不是什么“中國貧油論”、“東北貧油論”，并具體提出，關鍵的問題是要抓緊做好全國范圍的石油地質普查工作，打破偏西北一隅找油的局面。

　　中央接受了李四光的建議，并于1954年下達命令，要求地質部負責中國的石油普查工作，石油部門負責石油勘探開發工作，中國科學院負責有關的科研工作。

　　地質部在1955年2月召開了第一屆石油普查工作會，全面部署了全國油氣普查工作。華北、東北大平原，大工業區，幾十萬平方公里的面積，必須調查清楚其下部地質及構造情況才能掌握情況作出區內含油氣遠景的評價，這是現實，也是常識。

　　1955年初地質部物探局請示了部領導后就在華北成立226隊（技術負責人為黃緒德）、南滿成立112隊（技術負責人為王懋基），開展試驗性生產工作。何長工還親自過問華北平原的大剖面試驗工作。李四光自從向毛主席承諾以后一直關心著全國各地找油氣的新進展，親自指導有關工作，怎么可能不關心大慶的新發現呢！說僅在“在大慶油田發現了兩年以后，才把大慶油田第一次和他自己的研究聯系起來了……”這太不合乎邏輯與實際了。

　　關于東北地區找油工作，應當提及日本人的工作。

　　日本人于1929年、1939年~1941年先后在東北開展找油氣工作，特別是1941年8月1日美國對日實施石油禁運以后，因找油氣未獲突破而不得不對美宣戰（9月6日），向印尼進軍（1942年2月），搶奪油田與煉油廠。

　　在海相地層生油思想（日本東北帝國大學教授高橋純一為代表）的指導下，日本人先后選擇了三個點：南滿的阜新煤礦區一帶，滿洲里的扎賚諾爾煤礦區，以及牡丹江上游森林地帶開展普查，認為阜新一帶靠海近可能有海相地層，為此還打了多口鉆井找油。經過大量地質地球物理及鉆探調查后，認為沒有什么開采價值而放棄了。對大慶一帶，“滿鐵調查部”認為“這個地方不存在生成石油的條件”而放棄去工作。顯然，這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指導思想問題，有什么樣的成油理論，就會指導什么樣的找油工作部署。

　　上世紀50年代，中國地質專家一方面向蘇聯專家學習第二巴庫地臺區海相地層中發現大油田經驗，一方面也從西方學到海相生油的理論，也強調要到海相地層區找構造油藏。到50年代未，這一時期包括翁文灝、黃汲清、謝家榮在內的一批中外學者，雖承認陸相石油的生成和聚集的存在，但還不是能證明具有較大規模的有機質堆積、轉化、運移并形成較大型油氣田的事實。陜北的陸相地層中更是“口口見油，口口不流”（因孔隙率、滲透率都太低）。因此，找油氣的主要指導思想還是海相生油的理論。

　　謝學錦先生在《發現》一文中談到：“黃汲清先生后來曾明確提出說大慶油田的發現是根據了他的陸相生油理論。這是在他給鄧小平的信和1994年獲何梁何利科學技術成就獎的文字說明中都提到過的。”這樣的說法“不夠實事求是”。

　　謝學錦談到，在1955年決定將松遼平原的石油普查列入普查委員會計劃之前，黃汲清從未寫過有關中國東部石油遠景的文章，更未寫過松遼平原石油遠景的文章。“在1957年第三次石油普查會議上，黃先生的報告中提到陸相生油時，也只是說：‘1943年我們根據在新疆等地的工作結果提出陸相生油的重要性……但就整個世界來說，海相生油無疑還是占著絕對的重要地位。今后我們要繼續注意陸相生油，但對海相生油更要注意。’‘海相優于陸相，在其他條件相同時，沉積盆地有海相沉積比無海相沉積好。’對松遼平原他也只是說，‘南部平原位于法庫以南……可以存在第三紀海相地層。’他的這些話表明，他并沒有用陸相生油理論去指導大慶油田的發現。”

　　筆者認為這段論述大體是對的。筆者在蘇聯專家 A.A. 特拉菲穆克的談話記錄（李國玉等譯，1998）中也看到一段記錄，黃當時強調在阜新一帶靠海近，可能有海相第三紀地層，強調要找海相油田；他與謝家榮具體部署松遼盆地的石油地質踏勘工作路線選的就是：從阜新——沈陽——沿第二松花江向南——吉林的哈達灣，而不是向北到松花江以北地區，顯然，這一踏勘路線基本上是過去日本人的工作路線。事實證明，松遼盆地并不是第三紀海相地層，而是巨厚的陸相白堊系地層。

　　再來看謝家榮先生當時是怎么樣想的。

　　《發現》一文還強調，用海相生油理論指導松遼盆地油氣普查是“合乎邏輯常識的”。謝家榮先生認為：“盡管全世界油田海相生油為主，但陸相生油在中國的地質情況下亦應給重視。”但是，他又說：“在大慶油田發現之前，地質學家們設想的是，有可能在松遼平原找到世界上非常重要的海相第三紀的儲油層。這是合乎邏輯常識的，因而是無可指責的。而鑒于當時已經發現的松遼平原下可能存在海相第三紀的事實，如果不去設想可能發現海相油田，而用陸相生油的理論去指導工作，那是不可思議的事，因為它違反起碼的邏輯。”即便謝學錦如此辯解，事實卻是，謝家榮也沒有指出松遼平原有發現“大油田”的看法和預測。

　　謝學錦又強調：“最重要的是，我們現在可以實事求是地來看一看大慶油田發現的全過程了，搞清楚在這條所謂的發現鏈（Discovery chain）上，哪些是關鍵的環節，哪些人起了關鍵的作用。”他認為是謝家榮和黃汲清“在第一次石油普查會議閉幕之后，一道專門提出了松遼平原的石油地質踏勘項目，并堅持當年立即做部署工作。對松遼平原進行石油地質踏勘，是大慶油田發現鏈上最重要的環節。因為有了地質踏勘項目，才能在1956年將松遼平原正式列入全面進行石油普查的地區，進而有了1956和1957兩年在整個松遼平原進行的大規模全面石油普查活動”。

　　這里把上不上松遼平原石油地質踏勘當成了大慶油田發現的關鍵，顯然有些夸大其詞。第一，實際上石油地質踏勘是在阜新—沈陽等南滿一帶，沒有到廣大的江北地區。第二，在石油踏勘之前，物探隊早就在松花江的南北開展了普查，特別是迅速在江北發現了大慶長垣的蹤影，按照找構造油藏的指導思想，人們能放棄而不抓緊做工作嗎？

　　1959年春節，地質部、石油部領導和有關專家在何長工家聚會，共同商定在大慶長垣打第一口驗證井——松基3井的位置后，康世恩副部長立即帶隊到大同鎮（后來改為大慶）。這些決策中并沒有黃、謝的參與，實際上他們在1957年反右運動之后即離開了石油普查的指導崗位了，又如何來指揮石油勘探工作？

　　謝學錦先生又說：“它（大慶油田）的發現與誰的獨創理論都沒有關系。倒是發現陸相地層中居然能有這種大油田的事實——這也是自然界和理論地質學家開的玩笑，不僅推動了在華北、山東、江漢等地區的找油工作，而且推動了石油地質學的理論研究。”

　　這里，按照海相生油理論指導找油氣，沒有發現，后來卻在陸相地層發現大油田，無法解釋，于是又把這一大發現說成是“自然界和理論地質學家開的玩笑”。那么，我們又應該怎么樣去認識地質成礦理論的指導作用呢？難道找礦要靠“大自然”開玩笑嗎？地質找礦的發現事例，有許多是有運氣的成分，但總不能說大慶油田的發現是謝家榮先生海相生油論指導的勝利吧。

　　與黃汲清、謝家榮不同，李四光完全沒有“海相”與“陸相”生油的一套概念。

　　在1954年3月燃料工業部召開的石油會議上李四光作報告，題目是《從大地構造看我國的石油資源勘探的遠景》。報告會上，有蘇聯政府代表團和蘇聯石油專家代表團，以及眾多中國專家在場，一開始，李四光就提出：“大家知道，我對大地構造是有些特殊的看法，因此我要求專家和同志們給我一些耐心。”

　　當時李四光任地質部部長、中國科協主席、中科院副院長，但在當時的“一邊倒”學習蘇聯的學術環境中，主流還是海相生油理論，他不得不懇請與會者的“耐心“。李四光認為，第一要抓盆地內的沉積條件，和有無足夠多的有機質存在。即如果盆地規模大，有好的沉積條件，保證有足夠的有機質可能轉化成石油，后期還能保存下來，則不論其是“海相地層”還是“陸相地層”都能有生成大油田的前提；第二個條件是構造條件，構造動力驅動流體流動與構造可提供油氣藏的保存條件。隨后他就國內各大盆地找油氣前景作了分析，提出一些重點工作區。這一思想以后就成為地質部石油普查的指導思想和工作方向。確定了遠景地區后，查明地下實際含油氣情況則是關鍵性一步。這就需要大量勘查工程的投入。

　　地質部1955年1月召開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會議，李四光致開幕詞。會議確定先以準噶爾盆地、吐魯番盆地、柴達木盆地、鄂爾多斯與六盤山、四川盆地和華北平原6個地區為重點，決定由東北地質局組織力量于1955年下半年開展松遼平原石油地質踏勘工作。物探局開展物探工作的時間是在1956年初，是地質部領導采納了蘇聯物探專家關于物探轉向大普查的建議，并按照李四光的“到新華夏構造體系的坳陷帶找油”的指示調整的工作方向。在華北和東北平原開展地質調查工作之前，物探局組織力量首先開展了大規模的航空磁法和重力面積性調查以及多條重、磁、電、地震等的方法的綜合大剖面調查，以查明平原下的深部構造。到1957年各盆地情況已有初步了解，為確定地質部油氣戰略東移奠定基礎。顯然，物探局工作方向的調整，是地質部的決策，不需要得到謝家榮和黃汲清二位先生的批準，他們只是普查委員會的“技術負責人之一”。

　　日本人因受海相生油思想的束縛，面對陸相地層而失掉找油氣的信心，放棄了工作；謝家榮強調以海相生油思想指導中國找油，認為“是合乎邏輯常識的”，但因為盆地內沒有找到海相第三紀地層，油藏的發現成了“自然界和理論地質學家開的玩笑”；黃汲清開始強調海相生油思想指導，找到陸相大油田后，又說是按照他的陸相生油思想指導下獲得的突破；而李四光則沒有局限于既有的理論，強調要從具體的條件去分析，盆地大，有機質豐富會有大油田的，這一堅定的指導思想非常重要。

　　果然，大慶地區，在長期穩產5000萬噸以后，還能不斷獲得找油氣的新突破。如蔡希源進一步發現在三肇凹陷區內找到了大量油氣，這是低位域的油氣藏，而不是位于構造高點；趙文智等發現在陸相白堊紀地層底部的火山巖中的氣藏，規模也可達1000億~2000億立方米等等，這都表明中國陸相盆地的油氣資源是豐富的，但是油氣藏存在形式是多種多樣的，需要人們不斷地研究，去發現，去創新。

　　鄂爾多斯盆地油氣勘察的突破再次論證了李四光的油氣勘察思想的深遠意義。

　　1955年初，地質部門進入鄂爾多斯盆地開展找油工作。此前的5年中，燃料工業部石油管理總局陜北地質大隊已在盆地中的多處尋找油氣，但沒有什么收獲。

　　地質部專家詳細研究了鄂爾多斯盆地的地質構造特點。黃汲清認為：鄂爾多斯地臺本部雖然沉積相當厚，也毫無變質的現象，但是地層太平緩了，沒有構造使石油集中。他依據“地臺邊緣凹地”理論認為，六盤山褶皺帶為首要之找油對象。謝家榮則認為伊陜臺地“地臺邊緣隆起帶”的北緣烏蘭格爾隆起一帶有油砂，有可能是首要的找油突破點。

　　于是，按照他們的意見，地質部633隊到盆地西部六盤山，206隊到北部的烏蘭格爾隆起帶開展石油普查，其中在六盤山地區還安排了中匈合作隊（1958年初調到松遼盆地）。先后工作了14年，找油氣始終沒有較大進展。

　　14年后的1969年，因找油氣工作陷入僵局，地質石油隊中的許多人極力主張撤離盆地。

　　就在此時，進退兩難的地質石油隊想起了李四光老部長，委派孫肇才總工程師與兩位工人師傅代表大隊來北京向李四光部長作匯報和請示。

　　1969年12月23日李四光聽取他們工作匯報后，提出了明確的建議：“……總的說，這里存在著生油層是沒有問題的，石油，肯定是有的……要重新回到陜甘寧盆地中去，陜甘寧盆地中間很值得搞，要接近它。”

　　根據李四光的意見，地礦部領導決定地質石油隊繼續留在盆地內找油氣，并在遠離六盤山靠盆地中心的慶陽、華池一帶打探索井，即華參1井、慶參1井，1970年8月試油分別為日產53立方米和623立方米，慶陽大油田被突破，隨后組織了慶陽油氣大會戰，康世恩親臨督戰，成果不斷擴大，現在長慶油田已年產3000萬噸油當量，中石油長慶油公司計劃將在2015年建成“第二個大慶”。

　　這是大慶經驗的進一步升華。依據李四光的理論和指導，終于實現了在鄂爾多斯的成功，這不就是戰略家嗎？與大慶不同，鄂爾多斯盆地的中生代地層是陸相的，孔隙率與滲透率特別低，完全是巖性油氣藏。

　　中國地質條件和其他國家很不同，我們地塊的上部是以陸相地層為主，而深部又以海相地層為主，構造較復雜，為了解決中國的能源問題，中國科技界就得奮發圖強，不斷汲取前人的獨立精神和創新思想，走一條自主的道路，加強理論和方法技術研究，來解決中國自己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