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杰青情緣”：那些年，我們是杰青

　　對于許多科研工作者來說，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設立的杰青基金帶來的不僅是科研資金，更是一個研究興趣得以延續的平臺。這個平臺使他們獲得了開拓學術領域的機遇以及完善科研版圖的條件。

1996年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中科院院士陳小明在做實驗。

　　有一群人，他們中的大部分都成為研究領域內的佼佼者、學術帶頭人乃至兩院院士;他們建立科研團隊、開拓研究領域，榮獲國家各類科技獎項，并且帶著十足的底氣和實力與國內外同行合作、競爭。

　　他們就是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以下簡稱“杰青基金”)獲得者。

　　從1994年設立至今，杰青基金已經走過20年。20年，獲得者們所取得的成績成了國家在基礎研究領域引才、育才、用才制度的最好注解。

　　“窺一斑而知全豹。”《中國科學報》記者追溯幾位獲得者的“杰青情緣”，試圖從中發現杰青基金在人才成長中的獨特作用。

　　杰青夫妻

　　拽我們打消顧慮回國

　　要不是杰青基金，北京大學分子醫學研究所教授程和平與肖瑞平夫婦倆說不定還要在國外多漂幾年。

　　1995年，于美國馬里蘭大學醫學院生理系博士畢業的程和平，在國立衛生研究院(NIH)老年研究所謀得一職。對細胞鈣信號轉導研究充滿興趣的程和平，在該所心血管科學實驗室鈣信號研究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順利成為研究室主任、資深研究員。

　　盡管在國外碩果累累，程和平對回國卻一直念念不忘。“我一直都想回來，但是實在舍不得花國家的錢：研究設備很貴，而且要從國外買，每一個設備都需要幾個火車皮才能運回來。”程和平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回憶，“花國家這么多錢，頂多發幾篇paper，so what?”

　　然而，國家對基礎研究支持力度的加大與杰青基金的設立，讓程和平“開拓了思路”，同時也為他回國帶來了轉機。

　　1998年，程和平申請到杰青基金B類，開始了“一半時間在美國、一半時間在北大”的兩頭跑征途。

　　2002年，程和平徹底辭掉NIH高級研究員的終身職位，以“連根拔”的方式正式回國。

　　“是杰青基金把我‘拽’回來的。”在談到那段經歷時，程和平感慨萬千。

　　剛回國時，程和平還是有一定心理落差的，但杰青基金的種種支持逐漸打消了他的顧慮，讓他慢慢看到“科學在中國的土壤上一樣能結出豐碩果實”。

　　“國內學生很可愛，他們如饑似渴地學習知識。如果有一個學術能力強的人帶領，他們可以作出很不錯的成績。”有了杰青基金的資助，程和平隨后跟NIH的合作也變得“順理成章、更有底氣”。

　　“我最初的幾篇論文都是在‘杰青’的支持下完成的。”程和平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

　　而肖瑞平幾乎完全復制了丈夫程和平的經歷。

　　2003年，辭掉NIH“金飯碗”的肖瑞平，踏著丈夫的足印回到北大工作。此前在NIH，她每年的研究經費有近100萬美元，此外，她還獲得了150萬美元的外撥經費。

　　在肖瑞平看來，放棄優越的科研環境和安逸的生活，源于“靈魂深處永遠都是中國人”與“更深的歸屬感和成就感”，而后者的源泉則是她2002年獲得的杰青基金。

　　“杰青項目的進展讓我覺得在國內可能會更有作為，人生也會更有意義。”如今已是北京大學分子醫學研究所所長的肖瑞平如是說。

　　在程和平看來，在國內杰青基金仍然是目前含金量最高的科研資助項目，“經費不一定最高，但水準是最高的，它是青年科學家從事科學的標桿”。

　　“杰青不太在乎你做什么，能不能夠做出來，它更看重你這個人值不值得投資。”回國十多年，重新審視這項制度，程和平覺得“從長遠來看，作為人才基金，杰青基金對科研的促進作用會比普通項目基金大得多”。

　　杰青師徒

　　容我們自由大膽嘗試

　　1992年，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畢業生陳小明回到他的母校中山大學任教。他任教的無機化學專業當時在中山大學不是重點學科，也沒有重點實驗室。

　　“當時學校的研究條件很差，我本人既沒有儀器、研究經費，也沒有相關基礎，是一個‘三無人員’。”如今已是中科院院士、中山大學生物無機與合成化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主任的陳小明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這樣調侃自己。

　　1993年，陳小明申請到第一筆金額為5萬元的青年基金項目，再加上學校與導師的扶持，他的科研工作得以維持。

　　1996年，青年基金項目結題后，因為后續科研經費的問題，陳小明一度被是否繼續從事自己所鐘愛的金屬酶模型化合物與金屬簇合物研究所困擾。但隨后到來的國家杰青基金讓他短暫的迷茫與恐慌煙消云散。

　　“太高興了，那時候特別缺錢，四年80萬元，絕對是雪中送炭。”陳小明告訴記者，最大的變化是招生與建立隊伍變得不再困難。“在那個年代，無機化學招生很困難，招到的通常都是調劑過來的學生。”

　　獲得資助當年，孤軍奮戰多年的陳小明開始招收博士生。由此，他很快建立起自己的課題組。研究團隊的組建使得研究工作變得順暢起來，陳小明的團隊當年便有了成果，刊發了學科內影響因子最高的論文，并獲得1996年的中國青年科技獎。

　　“只能拼了，豁出去好好干。”拿到杰青基金，陳小明在高興之余，感受最多的則是壓力與責任感， “做不好就對不起國家的培養，而這種激勵一直持續到現在”。這種沉甸甸的責任感也促使他幾乎每天都工作到很晚，通宵工作成為家常便飯。

　　這種工作狀態也激勵著陳小明身邊的人。慢慢地，他發現，同事中獲得杰青基金的其他幾個人也像他一樣斗志昂揚，幾乎全都扎根在實驗室里。

　　“杰青基金似乎有一種魔力，一旦得到它，你的研究工作就有了動力。”陳小明如是說。

　　同樣的感受也體現在陳小明的學生、廈門大學固體表面物理化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教授龍臘生身上。龍臘生是陳小明獲得杰青基金的5名學生中的一位。

　　同導師一樣，龍臘生剛到廈門大學開始研究工作時，學校的學科建設并不強，而在中山大學的科研經歷為龍臘生在新環境中的科研工作奠定了基礎。

　　1999年從中山大學畢業的龍臘生，到廈大先做了3年教學工作，之后才重拾科研，最初的幾年，龍臘生備受壓力“折磨”。

　　龍臘生感興趣的研究方向是有機復合材料合成，而這個方向是一個長線的研究方向，需要長期、持續的經費支持。

　　“面上項目每年都要申請，可當時的資助強度比較小，一般三年35萬元，只能‘小打小鬧’。”作為一名“青椒”的龍臘生，不得不將時間與精力轉向其他更容易出文章的領域。

　　2008年，龍臘生順利申請到杰青基金，“我頓時感覺到這個研究方向有了希望。”200萬元的項目資金，龍臘生第一年就拿到了120萬元的啟動經費，他還得到學校100萬元的資助，而所在的國家重點實驗室也獲得了相應的配套。

　　“從那以后，我不再像以前那樣盲目地從事科研，不用每年都急著發文章、完成任務，而是更注重長線科研的重要性。”龍臘生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

　　“杰青基金最好的地方在于容許失敗。”在談到與其他資助項目的不同時，龍臘生表示，“基礎研究對前沿方向的探索有風險和各種可能性，杰青基金恰恰遵循了科學研究的這一規律。”

　　導師陳小明亦有同感：“在研究進行中間，如果發現有其他更好的方向和想法，都可以去嘗試。這對青年科研工作者尤其重要。杰青基金更注重創新性，而不僅限于可行性。”

　　現在的陳小明常以專家評委的身份出現在中青年科學家群體面前，因此他對如何鼓勵青年人科研創新有著更深的體會。“容許你自由探索，讓你的科學研究成體系、成板塊地構建，這對科學的發展太重要了。”

　　杰青館長

　　助我們補齊研究網絡

　　“自由探索的感覺真是太好了!”中科院動物研究所副所長、國家動物博物館館長喬格俠研究員以這樣一句感慨，開啟了她關于杰青基金的話題。

　　作為一名中科院的科學家，按照國家的需求申請課題、定位研究方向已成為喬格俠的固定思維，而她自己感興趣的方向往往無暇顧及。

　　從2005年開始，喬格俠便對DNA條形碼相關的工作產生興趣，帶著學生開展有關研究。

　　自從加拿大科學家Paul Hebert于2003年提出這一概念后，DNA條形碼已成為生物學領域發展最迅速的學科前沿之一。這一利用標準基因片段對物種進行快速和準確鑒定的新技術，早就進入了喬格俠的視野。

　　然而“固定思維”限制了對這一新領域的探索。“一直都沒有特別好的項目來支持。”正當喬格俠為此苦惱的時候，2010年杰青基金的出現為她帶來了一盞明燈。

　　有了杰青基金的支持，喬格俠開始“撒了歡”地進行DNA條形碼相關的探索。如今，她帶領團隊在DNA條形碼新標記的篩選、新研究方法的探索方面均取得了突破，至今已發表五六篇高水平文章。

　　不僅如此，基于DNA條形碼的研究成果，喬格俠又承擔了科技部基礎工作專項。“杰青的支持對于這個科技部大專項的完成必不可少。”喬格俠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

　　“以前的研究網絡都是在進行應用研究的過程中搭建起來的，學術體系不夠健全，缺少科學家自身感興趣的研究方向。杰青基金幫我補齊了研究網絡。”

　　喬格俠申報的杰青基金研究方向是昆蟲系統學與分類。這是一個非常寬泛的研究領域，而喬格俠的研究并沒有受到多少限制，“基金委不給任何的壓力與提示”。

　　這種開放與充分保證研究空間的項目導向，也讓喬格俠在培養學生方面改變了以往拘謹的一面。“以前培養學生總有一些拘謹，我會讓他們按照任務要求來做，偏離任務目標，就要往回拽一拽。現在我會讓學生站在學科前沿跟我一起自由探索。”

　　對于喬格俠而言，目前國內林林總總的人才計劃，多以吸引國外人才為主，對國內一批高水準人才關注不夠，而杰青基金恰恰給了這些人才成長的空間。

　　明年，喬格俠的杰青基金項目就要結題。在杰青基金護航之下開展科研工作的喬格俠信心滿滿，“能夠自由探索的科學家是最幸福的!”

　　杰青心聲

　　讓我們寄望基金未來

　　“品牌”、“榮譽”、“平臺”、“口碑”，這是科學家評價杰青基金常用的詞匯，而談到未來發展，“靈活”一詞也頻頻出現在他們的口中。

　　前不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楊衛到中山大學調研，陳小明在座談期間曾提出自己的建議，他表示：“杰青基金現在已經有了品牌效應，未來發展要進一步強化這種效應，挑戰自己。” 陳小明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杰青基金應該更加靈活，盤子應該再大一些。“目前杰青基金200萬元的資助金額有點偏少，除去物價因素，整個國家與社會對研究成果、研究水平的要求更高了。”

　　龍臘生則認為杰青基金在資金方面應該更加“靈活”。

　　“科學研究并不是說項目一結題就結束了，一個好的研究方向值得傾其一生去探索。”龍臘生建議杰青基金可以嘗試給優秀答辯人追加一部分延續研究的資金，“這樣不僅能起到激勵作用，還能延續之前的研究方向與成果”。

　　而喬格俠關注的是杰青基金在年齡限制方面的靈活性。

　　“目前45歲的門檻是20年前制定的，現在科學家群體的狀況及我國的科學環境與當時相比已經有了很大不同，應該作出一些相應調整。”喬格俠為此建議不妨參考青年基金項目對于年齡限制方面的調整。目前，青年科學基金項目對女性申請者的年齡限制為 40歲以下，男性為35歲以下。

　　程和平則對杰青基金經費管理與分配的靈活性充滿期待。

　　“杰青基金現在要想超越自己，在科學方面必須更大膽一些，經費的管理與分配應更加靈活。”程和平直言，到了杰青這個層次的科技工作者，出成果已經不成問題，更重要的是成果的創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