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測諾獎有章可循？

　　 一年一度的全球科學盛宴——諾貝爾獎揭曉儀式即將在10月初陸續進行。美國時間9月21日上午，專業信息服務提供商湯森路透旗下的知識產權與科技事業部也發布了最新的“引文桂冠獎”名單，以預測在今年或不久的將來可能獲得諾貝爾獎（以下簡稱諾獎）的科學家。這是諾獎開獎前一項頗為有趣的活動，也成為科學圈這段時間內的一個熱點話題。那么，預測諾獎，其依據是什么？其中又有著怎樣的規律可循？

　　引文桂冠獎or周期性規律

　　人們之所以對湯森路透有著某種程度上的信任，是因為它是根據來自其引文數據庫的數據進行定量分析，以確定諾獎頒發的學科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科研人員。在過去的14年中，每年發布的引文桂冠獎已成功預測了39位諾貝爾獎得主，其中9人當年獲獎，16人在兩年內獲獎。

　　但質疑它的人的依據是，截至去年，湯森路透總共頒出的“引文桂冠獎”有近260個，如果以準確率計算，預測結果顯然是不成熟的。

　　不過，這不妨礙它繼續這項有意思的工作。今年的引文桂冠獎得主中最引人關注的是與引力波探測以及與促進癌癥免疫治療發展相關的發現和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有兩位華人科學家——麻省理工學院的張鋒和香港中文大學的盧煜明入選了化學領域的獲獎名單。張鋒在老鼠和人類細胞中應用了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盧煜明在孕婦血漿中檢測到胎兒游離DNA，取得無創產前檢測的創造性成果，9月19日他還剛剛獲得2016年未來科學大獎生命科學獎。

　　除了機構預測，不少科學家也積極參與，通過這種兼具科學性和娛樂性的“活動”，讓科學變得有趣且更具親和力。最近，在科學網博主中，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信息研究所研究員許培揚、第二軍醫大學教授孫學軍和復旦大學物理系教授施郁分別就生理學或醫學獎以及物理學獎作了預測。不過，他們的預測結果顯然與引文桂冠獎的獲獎名單有較大差異。

　　許培揚認為，剛剛奪得了今年拉斯克醫學獎的關于細胞對氧氣的感應機制的發現有理由拿下生理學或醫學獎。這不僅僅因為拉斯克基礎醫學獎可以被看成諾貝爾獎的風向標，孫學軍更直言，上世紀90年代這種讓人們對生命現象，尤其是對生物感受氧的分子機制的知識，屬于“世紀貢獻”，奪得諾獎應該只是時間問題。

　　施郁早在去年對諾獎的預測中，就提出了一個關于物理學獎頒獎的周期性規律。他在整理了本世紀以來物理學獎獲獎研究領域的情況后發現，從2001年到2008年，正好是完美的兩個“周期”。在每個周期里，會嚴格按照原子分子與光物理、天體物理、凝聚態物理、粒子物理這樣的順序進行輪轉。也就是說這4個領域中，各個領域每四年得一次獎。當然，他也強調，這個周期性規律不是絕對的，但起碼相鄰兩年的獲獎領域是不一樣的。

　　今年，仍基于四大領域輪流轉的規律，施郁一開始認為物理學獎將授予自由電子激光的發明。但由于這一主要貢獻人在今年去世，所以他又聚焦在很長時間沒有獲獎的基礎凝聚態物理領域。因此，他推測，評獎委員會關注的首要候選人應該是拓撲絕緣體的開創者。

　　“對諾貝爾獎的預測，在一定的時間尺度范圍內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精確到某一年的確很困難。不同研究領域之間難以衡量高下，可以確定的只是領域內的突出貢獻和頂尖人物未來有得獎的可能性。”施郁說。

　　總之，預測本身即代表著一種關注，無論這些預測是否準確，通過這樣的活動吸引更多人參與到了解科學和科學內容上來，甚至可能給一些科研人員和管理機構在選擇科研項目上積極的啟示，都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新近熱門or時間檢驗

　　無論許培揚還是施郁，在他們看來，當年或者近年來大熱的研究領域盡管受學界的關注程度很高，但是很快獲得諾獎的可能性相對較小，比如引力波探測、癌癥免疫治療、基因編輯技術。

　　“諾貝爾獎的獲獎成果必定是國際科學界公認的，經過長期實踐檢驗的。”許培揚向《中國科學報》記者介紹，這也是為什么當年的引文桂冠獎獲獎者奪得同年諾貝爾獎幾率不高的原因。

　　不過，也有一種可能性，那就是與新近的研究應用相關的基礎理論的發現或者創立。比如，2007年，日本京都大學物質—細胞統合系統據點iPS細胞研究中心長山中伸彌與英國發育生物學家約翰·戈登在細胞核重新編程的機制研究領域作出了重大突破，僅時隔5年就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而絕大多數情況下，諾獎頒獎的滯后性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審、科學作者張田勘看來，恰恰是諾獎文化中最鮮明的、最一以貫之的特征之一——科學文化。“它所選擇和表彰的科學成果一定代表著人類科學技術和知識發現的結晶，是被實踐長期檢驗過的真理，因而最大程度地體現了真實與客觀。”

　　如果不這么做，究竟會帶來哪些后果？回顧諾獎百年來的歷史，有一些失誤是評委會永遠不會忘記的。

　　在1949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了葡萄牙醫生莫尼茨，評委會認為他用手術切除部分大腦額葉白質的方式是對治療精神病的特殊貢獻。但而后的療效表明，這種方法對很多患者是一種嚴重的摧殘，他們不是成為植物人就是變得像幽靈一般。

　　同樣讓諾貝爾獎評委會難堪的，還有1948年的獲獎發明——劇毒有機氯殺蟲劑DDT。隨著DDT的廣泛使用，它帶給地球的不是福音而是災難。它不僅殺死了大量無辜的鳥類、昆蟲，對環境造成了嚴重污染，還會積蓄在植物和動物的組織里，甚至進入到人和動物的生殖細胞中，破壞或者改變遺傳物質DNA。幾十年來，整個人類為這種劇毒殺蟲劑付出了巨大代價。直到1997年，評委會公開表示，為將1948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DDT的發明者而感到羞愧。

　　“因此，盡管現在的諾貝爾獎關注民生和實用，希望成果盡快得到檢驗，但它也比任何時候都堅定地秉持長期對全人類甚至擴展到地球生態有利的最高準則，而避免那些現階段有爭議的成果和發明。”張田勘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說。

　　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2010年“試管嬰兒”技術的獲獎。獲獎人英國生理學家羅伯特·愛德華茲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開始體外受精研究，從第一個試管嬰兒誕生到獲得諾獎，就有近30年時間，其間有400多萬試管嬰兒得以降生。最終，他能戰勝長期的激烈的倫理爭議以及一些負面社會影響，是因為時間。時間讓他的獲獎變得實至名歸。

　　單一學科or交叉學科

　　當然，諾獎所體現的科學文化也并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現實和歷史的變化而改變的。張田勘介紹，在諾獎頒發的100多年歷史中，20世紀上半葉與下半葉，尤其是與21世紀的近幾年相比，學科交叉發展明顯而穩定。“過去諾獎的選擇一般都局限于一個學科的發現，往往是各個學科之間的單打獨斗，這反映了科學發展之初的一種現實，在不毛之地，只要稍用一點功夫和多灑一些汗水，就可能創造成果，獲得發現和發明。”

　　但今天的諾獎顯然不同以往，它的選擇很多都放在了多學科結合所產生的成果上。統計顯示，百年來，有40%以上獲獎者的研究領域屬于交叉科學。

　　尤其是進入新世紀后獲獎的磁共振成像技術是物理學與生物醫學的結緣，被視為物理學反串或拓寬了醫學；對細胞膜通道的發現，這實質上是化學與生物醫學的結合，也即生物化學的內容；在超導體和超流體理論上作出的開創性貢獻，也與生物醫學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目前，超導體材料已被廣泛應用于核磁共振成像和粒子加速器等領域……

　　在一項以國際著名綜合學科期刊Nature和Science發表于2007—2011年的論文數據為基礎，揭示論文在發表后三年內平均被引頻次與學科交叉度關系的研究中，科學家發現，盡管兩者間并非正相關，且不同學科領域之間存在差異，但在絕大多數學科中，當有4~6個學科相互交叉的研究，其引文影響是最大的。

　　“這對國內科研文化的構建有著非常重要的啟示。”張田勘說，國內傳統的科研氛圍常常表現為一種各自為戰的狀態，而不是一個動態的開放、合作的系統。事實上，學科交叉、學術交流和團結合作是獲得創新性成果的關鍵，這就要求國內的科學機構能夠建立起團隊合作文化氛圍的新機制。

　　無心插柳or有心栽花

　　因為2015年屠呦呦的得獎，國內的諾獎情結宣泄達到了高潮，我們似乎比任何時候都急切地盼望國內科學界能再創歷史。不過，大多數科學家還是表現出了一種應有的清醒。

　　199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英國科學家理查德·羅伯茨在2015年公開發表了一篇頗有意思的文章，他總結了想要獲得諾貝爾獎的10個重要“忠告”。

　　“無心插柳”是獲得諾獎的首要法則，也是最重要的法則，羅伯茨不惜強調了三遍。“不要期望，想都不要想自己會獲得諾貝爾獎。如果你能夠做自己能力范圍內最好的科研、提出好的問題、努力解答、尋求那些奇怪的結果，說不定就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

　　其他九條不一定有用，但絕對有趣，而且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比如合作求小而精，不求大而全；到一個曾經獲得過諾獎者的實驗室工作；在一個將會獲得諾獎的實驗室工作；不要套近乎或者公關；還有就是，學生物。

　　“事實上，羅伯茨的忠告還告訴我們，不要太過在乎諾獎的原因還在于，它不代表一項科學成果最終極的價值。”張田勘坦言，有很多諾獎級的成果并沒獲獎，但絲毫不能掩蓋它們對人類和自然的貢獻。

　　施郁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也表示，關注和感受諾獎，更重要的是在堅持諾獎所倡導的文化和價值觀下學習怎樣做科研。“對更多國內的科研人員，尤其是那些立志成為科學家的學生而言，了解一段科學史、一個科學人物，學習一個偉大的科學發現是如何產生的，比僅僅知道這個發現成果本身更重要。像諾獎得主那樣做科研，比計劃一個諾獎成果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