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政策制定應以“數據驅動”為基石

當地時間11月18日，美國加州大學總校教務長布朗在董事會議上宣布，加州大學將不再使用任何標準化考試成績作為招生選拔錄取依據，并且拒絕任何美國大學入學考試（SAT/ACT）替代方案。該表態為加州大學持續3年的標準化考試存廢之爭畫上了句號。

作為最負盛名的公立大學系統與SAT/ACT等標準化考試的最大用戶，加州大學的這一決定勢必對美國高校招生政策走向產生深刻影響。

歷時三年的存廢之爭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加州大學的標準化考試存廢之爭在2018年就拉開了帷幕，在經歷了疫情沖擊、內部分歧、司法訴訟、尋找替代考試未果等波折后，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2018年8月，加州大學時任校長納波利塔諾請求學術評議會評估標準化考試的使用情況，并就是否調整招生政策提出建議。2020年1月，學術評議會基于數據分析研究后得出結論——加州大學的招生錄取充分考慮了弱勢學生的考試成績劣勢，SAT也能有效預測大學表現，不建議實施可免試入學政策（即允許申請人不提交SAT/ACT成績的招生政策）。

然而，2020年3月以來，新冠疫情的蔓延導致SAT/ACT大面積取消，加州大學決定2021年度臨時實行可免試入學政策。在此情況下，納波利塔諾向董事會呈交了一份與學術評議會建議大相徑庭的政策提案，建議2021—2022年度實行可免試入學，2023—2024年度不參考標準化考試成績。同時，啟動自行開發標準化考試的可行性評估。如果可行，將于2025年啟用新考試，否則繼續沿用2024年度的入學政策。

這份提案招致了學術評議會的激烈反對。部分支持學術評議會的董事甚至提出動議要求擱置校長的改革，但該動議遭到了否決。之后，董事會全票通過了該提案，決定在加州大學逐步停用SAT與ACT。

當加州大學內部分歧嚴重時，2019年12月，代表少數族裔與弱勢群體的民權組織向加州法院提起訴訟，指控加州大學使用SAT/ACT的行為構成歧視。2020年8月，法院頒布禁令，要求加州大學停止以任何形式使用兩項考試，停考的時間表進一步提前至2021年度。

今年1月，加州大學經評估后，認定不具備于2025年啟用新考試的可行性；10月，使用“智能平衡測試”（加州公立高中11年級的統一評估考試）的替代方案也被否決。至此，加州大學最終形成了當前停用各類標準化考試的決定。

加州大學決策的雙重背景

加州大學的可免試入學政策有著極為復雜的背景。一是SAT/ACT內在的公平性問題導致可免試入學政策在美國高校間迅猛發展；二是美國在廢除《平權法案》后，少數族裔入學機會銳減。這些全部和大學招生的公平性直接相關。

2001年，一項出自加州大學的研究震驚全美——高中成績才是預測大學表現的最佳指標，所謂考查“學術傾向”的SAT 完全沒有預測價值，充其量只能反映家庭經濟實力。美國社會對于“智商測試”（SAT的前身）歧視黑人的歷史素有不滿，這份研究再度點燃了公眾質疑。

此后，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少數族裔與貧困學生的SAT/ACT成績普遍偏低，而SAT的試題也有偏袒中上階層、歧視少數族裔的嫌疑。盡管這些研究結果還遠未成為共識（同時有其他研究證明了SAT的預測有效性），但就像潘多拉的盒子被打開后一樣，越來越多的人基于實證研究結果開始相信，標準化考試不但沒有實現他們所標榜的科學價值，反而加劇了社會不公。

這一點直接催生了一股美國大學可免試入學政策的潮流。2005年以來，該政策日益得到美國文理學院、私立高校的青睞。越來越多的高校發現，可免試入學政策既能吸引更多弱勢學生申請，彰顯學校的選才理念和公平正義，又沒有導致生源質量的下降。芝加哥大學更是在2018年成為首個宣布實施可免試入學政策的頂尖研究型大學。在這種潮流下，一向頗具先鋒意識的加州大學也希望成為美國大學中捍衛招生公平、促進多元化錄取的表率。

另一個重要背景則是《平權法案》廢除后的影響。《平權法案》起源自20世紀60年代，最早由美國時任總統肯尼迪簽署。該法案旨在減少在雇傭招聘員工過程中因為求職者的種族、膚色、國際、性別等因素而造成的歧視與不公。2003年，美國最高法院判決批準了高等教育機構可以根據《平權法案》，在大學招生錄取工作中將種族因素納入錄取考量。

1996年，共和黨主導的加州廢除了加州大學旨在提升少數族裔教育機會的《平權法案》招生政策，導致加州弱勢少數族裔升入加州大學的機會銳減。1995年，弱勢族裔學生占加州高中畢業生的38%，占加州大學新生的21%，差額為17個百分點；這一差額在2010年、2019年分別上升至28個和33個百分點。2014年和2020年，加州民主黨曾兩次試圖恢復《平權法案》，最終均宣告失敗。

上述因素共同導致SAT/ACT成為眾矢之的。在2020年5月的決策中，加州大學董事會時任主席佩雷茲認為，“加州大學強化錄取結果的權益平等已迫在眉睫”。現任主席埃斯塔拉諾日前則自豪地指出：“加州大學停用標準化考試的決定一定會引起全美的反響。”

當然，在美國當前特殊的社會環境下，相關決定亦不乏黨派政治的色彩。停用標準化考試符合少數族裔利益，必然會進入民主黨的政治議程。可免試入學政策的支持者屢屢強調平等權益、開放可及等體現民主黨“政治正確”的價值導向，納波利塔諾、佩雷茲等關鍵人物更是民主黨資深人士；而一些偏向共和黨的社會團體則譴責加州大學破壞了按能選才的教育選拔原則。

公平：大學招生的永恒主題

加州大學關于標準化考試的存廢之爭一方面充分說明了公平性是大學招生選拔制度的永恒主題，另一方面也應特別關注其“數據驅動”下的決策歷程。

當前，教育公平是全球各主要國家大學招生政策著重突出的價值導向。21世紀以來，美國社會對于SAT/ACT公平性的討伐愈演愈烈，同時，對頂尖名校日益成為階層固化的工具深感不滿。2019年，美國部分名校的“校隊招生丑聞”再度令公眾嘩然。此外，可免試入學的招生實踐與相關研究又紛紛說明，標準化考試并沒有像他們宣稱的那樣有助于選拔優秀生源。

尤其對于加州大學而言，當《平權法案》長期無法恢復時，單憑標準化考試已經遠不能實現兼顧公平與卓越的招生政策目標，早已成為眾矢之的的SAT/ACT甚至淪為了黨派政治的操縱對象。當前，SAT/ACT的公平問題突出、預測能力差，是加州大學與美國其他高校紛紛將其停用的直接原因，SAT與ACT或將就此離開美國大學招生的舞臺。

由此可見，教育公平是大學招生政策的公信力基礎，凝聚著社會對于教育選拔制度的基本共識。然而，弱勢學生因為所能獲得的教育資源有限，不可避免地會在考試評價中處于劣勢，這就需要相應政策予以調整。

另一方面，美國學界圍繞SAT與ACT積累了大量研究成果，這些科學嚴謹的實證研究，成為了教育政策制定的重要基石。每一項嚴肅的教育政策背后都有相關實證研究做支撐，而不是“拍腦袋”的結果。

盡管加州大學在2020年5月的決策中沒有采納學術評議會的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但校長與學術評議會均認同應當通過“數據驅動”完成決策，并分別征引相關研究佐證己方論點。加州大學在系列決策中也要求學校相關部門持續監測生源質量，實時評估政策效果。

此外，先前加入可免試入學政策行列的伊薩卡學院、維克森林大學等高校也均是在完成針對本校的招生政策的院校研究，證實了可免試入學政策的積極效應后才作出相關決定。“數據驅動”的實證研究成為政策制定、公共輿論辯論的基礎，已成為美國社會的共識，這一點尤其值得我國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