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祚來：教授的公共關懷與學術研究

　　近日，網絡熱議一位知名大學教授的學術研究，批評者說，這位教授熱衷于公共發言，而在學術研究領域貢獻甚少，支持者卻認為，大學教授不是公共關懷多了，而是有公共關懷的人，太少了，純粹的書齋研究是有意義的，但不少教授一心想通過書齋研究，來獲得學術身份與地位。

　　現在的博客與微博里，更多的是關注社會熱點問題與思考文化歷史類的帖子，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因為有大量的成人特別是文化人、媒體人、法律人、大學教授、學者的話語主導了網絡話語權，他們一方面提供了海量資訊，另一方面參與討論與對熱點問題的解讀，三是將自己學科的知識，通俗化地搬運到網絡上，使網絡獲得了嚴肅的知識含量。更有意義的是，大學教授或專業社會學者對社會問題的干預，使一些社會問題獲得媒體與有關方面重視，促成事情的解決，從而推動了社會進步。譬如社會科學院農村問題專家于建嶸教授發起的“隨手拍被乞討兒童”活動，一些專家教授通過自己的專業知識，推動改革和法治進程，均引起網絡熱議并得到高層重視，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社會急劇轉型，難免有“醬油瓶子”不時倒下，需要有公共情懷的專家學者去扶起這些“瓶子”，否則僅僅只靠非學界的社會行政力量與民間力量，顯然難以獲得足夠的智力資源。

　　當專家學者更多的通過博客與微博介入社會現實之時，既需要勇氣與膽識，也需要專業知識以及時間精力與影響力。我本人曾經嘗試著，改變社區飯店停車占人行道這樣的小問題，寫文章、發電郵、打電話給有關部門，與交管部門直接交涉，甚至向市政府投訴，所花的時間精力，不亞于寫一篇五六千字的論文。而這種交涉還不需要多少專業知識，只是讓有關部門行使他們的職責，都如此之難。而更多的專業學者介入社會調研與干預，則要承擔更多的風險，甚至會遭到利益當事方的打擊報復。

　　專家教授為什么要寫論文，就是使自己有理論高度，通過研究前人成果，發現新問題，提供新思路，提出新觀點，以服務于公共社會。其實當你介入社會現實問題追蹤研究甚至干預之時，你會發現，這與寫論文一樣地需要搜集資料，尋找線索，提出問題，甚至要解決現實問題。而且能直接影響現實生活，使社會獲得改良與進步。干預社會與有價值的書齋學術一樣，都是追求價值，只是一個在小書齋，從書房到圖書館就可以完成，而另一個則在大社會，要走出書齋，要自帶干糧，去一個未知的地方，不僅要考察研究，還要有所擔當，使調研與介入出現積極的結果。

　　研究機構與大學教授要不要學術研究，當然需要，但不能像農民交糧、工人生產產品數量一樣，寫出量化的論文成果。現在的學術生態并不很健康，一些學術論文并不是在追求質量，而是追求發表的刊物是否核心期刊，論文是不是可以帶來職稱與增加單位的學術數量，功利性極為明顯。如果專業機構與高校不追求論文數量，而提倡論文代表作制度，通過少量的論文，要看到研究者的理論水平，又可減少學術腐敗與泡沫化的追求，而這需要研究機構與高校的學術委員會去行政化，要讓真正懂學術又有學術品德的人，來決定論文評價。所以，與其批評個別教授學術論文數量少，不如關注一下現在的學術研究機制與體制之弊，提出建設性改善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