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忠
沈其益（1909—2006）
植物病理學家，農業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棉花病理學的奠基人。
1933年畢業于中央大學，獲理學學士學位。1937年赴英國留學，1939年獲倫敦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同年被聘為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名譽研究員。1940年回國后任中央農業實驗所技正，中央大學生物系教授。新中國成立后，歷任北京農業大學（現中國農業大學）一級教授、教務長、研究院院長、副校長、校學術委員會和學位委員會主任，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宣傳部長，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副秘書長，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書記處書記，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所長，中國植物保護學會理事長，中國農學會副理事長和國際植物保護大會常務委員、名譽副主席等職。
著有《中國棉作病害》等專著，先后發表有《中國黑粉病菌志》《中國棉葉切病的研究》《小麥根腐病的研究》《我國棉花枯萎病和黃萎病研究工作的進展》以及《我國植物保護事業的發展》《世界糧食人口與國際植保的合作》等數十篇中、英文學術論文。
1949年，沈其益任全國政協委員和北京農業大學教務長。
1940年，沈其益與夫人乘海輪離英赴美留學。
1949年，第一屆自然科學組全國政協委員合影（原17人，缺李四光）。
1991年，沈其益（左二）考察棉田枯黃萎病。
1909年12月17日，祖籍蘇州的沈其益出生于湖南長沙。他的祖父沈克剛是清末舉人，長期在岳麓書院講學，弟子中有曾任民國政府總理的熊希齡等人，后任四川鹽源縣和重慶縣知事。他的三叔祖父沈克誠則深感清廷腐敗無能，誓不入考場為官，將譚嗣同和唐才常引為知己，在武漢密謀起義，失敗后赴北京，在一家外國的報刊做記者，后因刊出清政府與沙俄簽訂賣國密約之事而被處死。
受此影響，沈其益的祖父棄官回鄉，擔任長沙慈善事總公會會長和湘雅醫學院中方董事，又創辦長沙仁術醫院，造福桑梓。他的父親沈明彝曾加入同盟會，專修會計專業，歷任多所銀行的會計主任，但不幸中年喪妻，獨自撫養4個子女。這樣一個開明紳士和革命烈士家庭，賦予了沈其益深厚的家國情懷和革命精神，也促成了他走上科學報國之路。
1大學發表兩篇論文，填補國內研究空白
在那個內憂外患的時代，作為中國第二代科學家群體一員的沈其益踏上了求學之路，過程既具有代表性，又充滿曲折。
1915年，沈其益就讀于中共領導人何叔衡曾任教的楚怡小學，正值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上街游行示威和參加抵制日貨運動成為少年沈其益校園生活的一部分。畢業后，他考入由美國耶魯大學創辦的雅禮中學，學校課本多采用英語教材，給他打下了較為扎實的英語基礎。此時的沈其益已經展現出良好的學習天賦，曾被老師稱贊為“三年不鳴，一鳴驚人”。他立志在高中打好數理化基礎，將來從事科學事業。
但是，受到北伐戰爭和馬日事變的影響，被認為是“洋奴學校”的雅禮中學被迫停辦。此時沈其益正在讀高中二年級，他干脆參加大學招生考試，并考取了湖南大學預科。不幸的是，再次遇到學校停課。為了繼續求學，他又報考了在長沙招生的南京交通技術學校鐵路公路班，學習軍事和公路鐵道知識。
然而，這所學校很快被并入中央軍事學校。因不愿意從軍，他只能選擇退學，進入同樣從學校辭職的教員茅以升的弟弟茅以新開辦的汽車修理廠，從事汽車電路維修工作。雖然他工作努力，但是所得收入僅夠維持吃飯，連理發的錢都付不起，經歷了“一生中最艱苦的歲月”。
隨著家庭經濟情況好轉，加之堅定的求學之心，在已考入當時學科實力堪稱最強的中央大學醫學院的同學盛彤笙的幫助下，沈其益在中央大學借宿并旁聽補習，終于在1929年考入了中央大學農學院農經系。在這里，他遇到了他的導師、著名植物病理學家鄧叔群教授，受其影響確立了一生的科研方向——植物病理學和真菌學。
入學之初，沈其益選修了遺傳學、植物病理學、真菌學、植物生理學和細胞學等課程。三年級時，由于農經系被撤銷，他轉入理學院的生物系，進而學習了動物生理學、生物化學和物理化學等課程。由于當時的中央大學不重視實驗課程，他一直沒有很好地鍛煉動手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大學期間，他就發表了《中國兩屬半知菌》和《中國黑粉菌志》兩篇論文，填補了國內黑粉菌研究的空白。
由于成績優異，畢業時他得以留校任教，以助教的身份先后開設了植物病理課和棉花病害培訓班，鍛煉了獨立從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在進入中央棉產改進所工作后，沈其益通過對長江流域棉花病害的調查和對各種病害的病狀、病原菌、生活史和防治方法的翔實研究，發表了研究專著《中國棉作病害》和《中國棉病調查報告》（與周泳合編），對我國棉病的研究和防治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1936年，為了追趕國際植物病理學的前沿，沈其益放棄了穩定的工作，考取了中英庚款第五屆赴英公費生，并贏得其中唯一的植物病理學名額。
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日本飛機在南京上空盤旋，導師鄧叔群仍一直在做真菌標本鑒定，沈其益辭別導師，帶著導師“應出國學習發展最快的植物病毒學”的殷切囑托，登上了前往英國的郵輪。到英國后，他被分配進入倫敦大學帝國學院皇家學院，師從布朗·格納特教授學習。
初到英國，沈其益面臨許多困難，如研究生課程教學無講義和教科書、簡陋的實驗條件和難懂的英國口音，以至于布朗教授為他選定的幾個題目都未能按期完成。
一年后，他進入英國著名的以植物病毒學為重點研究方向的洛桑斯特實驗站工作，并與追隨他來英留學的吳亭女士結為夫妻。在優越的科研條件和妻子的照顧下，他很快完成了《小麥根腐病為害與土壤條件的關系》的論文，并發表在著名期刊《應用生物學專刊》上。他僅用3年時間就獲得了博士學位。
此時，英國的科研工作已受到“二戰”的嚴重影響。在中英庚款的支持下，他們夫妻二人乘坐最后一班橫渡大西洋的輪船轉赴美國，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教授、條銹病權威斯特爾曼的課題組以名譽研究員的身份繼續從事研究。只是原本每月可換得100美元的公費，由于英鎊貶值，只能換回70余美元，他們只得節衣縮食，勉強維持生活。
1940年，在抗戰最為困難的時期，雖然深感“優越的研究條件加上自身努力才是成才之本”，但是沈其益還是毅然決定回國，利用所學推動中國農業發展。回國后，他先后在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和中央大學生物系從事教學研究工作，但是由于科研經費和設備的短缺，導致他從美國帶回的小麥抗病良種無法播種，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無法開設他最為擅長的植物病理學和真菌學課程。
2參加開國大典，目睹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前升起
新中國成立前，為發展東北解放區的工業、培養科技人才，黨中央決定創辦大連大學（現大連理工大學）。在科教最為發達的京滬地區為學校聘請專家、教授的任務交到了沈其益的大哥沈其震手中，考慮到沈其益與科學界交往密切，沈其震專門約他在香港會面，請他出面聯絡辦理。
沈其益從未做過地下工作，既感到不安，也深感責任重大。在將妻子安置在香港后，他孤身一人兩次返回南京和上海，先后動員了王大珩、張大煜、畢德顯、魏曦、李士豪、何琦和喬樹民等40余位教授赴東北任教，這些人中有多位后來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為東北科技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不久后，沈其益在香港收到北平來電，請他和最后一批專家，以及郭沫若等民主人士同船北上，共商國是。到達北平后，他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肯定了他動員教授赴東北解放區工作的成績。
之后，中國科學社、中華自然科學社、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和東北自然科學研究會等4個團體發起召開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推選科學界的代表參加新政協會議。沈其益因其學術成就和貢獻被推選為會議代表，并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典，目睹了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前升起。
抗美援朝期間，沈其益擔任反對美帝細菌戰調查團副秘書長，利用所學在東北地區進行植物病害方面的考察，通過對已發現的一些農作物病菌和在我國未見的病菌種類進行分離培養鑒定，為揭露美國細菌戰罪行提供了展覽材料，并由此獲得了原衛生部頒發的榮譽獎狀。
1949年9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華北大學三校的農學院合并成立了北京農業大學（現中國農業大學，以下簡稱農大），沈其益被任命為教務長，主管科研和外事工作。這樣，他從一名科研工作者逐漸轉變為科研工作的管理和組織者，不僅參與謀劃了農大、中國農業科學院和全國的農業科技工作，還參加了“十二年科技規劃”中的農業綱要和《1963—1972年農業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的制定。
1956年，黨中央提出“向科學進軍”的口號。沈其益主動提出入黨的請求，立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得到了黨組織的批準。“大躍進”時期，農大被迫停課，沈其益和部分師生被下放到河北徐水。在徐水，他看到小麥畝產不過300斤卻浮夸為幾千斤，于是，他以一名共產黨員的責任向周恩來總理當面匯報了這一不實情況以及干部對待群眾的專橫作風。
“文革”結束后，沈其益利用參加科教座談會的機會，當面向鄧小平同志陳述了農大幾次下放后備受摧殘的真實情況，以及回北京原址辦學的迫切愿望，最終促成了農大的回遷，為國家保留了這支珍貴的農業科技專家隊伍。
3推動學科發展，解決生產問題
沈其益的農業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注重教學、科研和實踐三結合。上世紀50年代初，他在農大推行“農耕學習”，把一年級的新生都集中到盧溝橋農場進行一個生產季節的實習，由教師隨農時講授專業學科的概要，使學生們對農業生產全貌有所了解。
而且，他始終認為農場和實驗站是農業學校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1956年農大選擇校址時，他按照建校、建（農）場、建（實驗）站三原則，不辭辛苦地走遍了北京的東、西、北郊，最終選定了臨近實驗站和農場的馬連洼。
同時，他還兼任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所長，實行所系合作，協作科學研究，共同培養學生。其間，他聯絡中央氣象局在農大創辦了新中國第一個農業氣象系。上世紀60年代在中央“加強農業科學研究”的號召下，他負責籌建了農大的研究生院，創辦了研究所，提升了學校的科研能力。
沈其益始終堅持農業科學為生產服務，解決生產中遇到的重大問題。1962年，在由他推動建立的中國植物保護學會的成立大會上，沈其益向與會的中國科協副主席范長江力陳當年稻谷損失的嚴重情況，由于農業部對科技工作不夠重視，大批農業專家被下放，導致病蟲預測和防治站大多被撤銷，農業防治工作幾近癱瘓，以致水稻螟蟲成災，稻谷損失約100億斤。
在范長江的支持下，大會組織部分專家進行專題研討，并向中央提出了緊急建議和可行性措施。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在得知情況后十分重視此事，特地將此建議列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的正式文件。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主席提出要“把發展農業放在首要地位”，要求有步驟地推進我國農業技術改革，使我國的集體農業在技術上逐步實現現代化。事后，因這一緊急建議未事先向農業部黨組匯報，沈其益受到了不小的責難，但是看到農業科技工作受到如此高的重視，他又感到“問心無愧、心安理得”。
1963年，沈其益組織成立了小麥條銹病綜合防治協作組，查明了條銹病菌在西北、華北的越冬、越夏基地，傳播流行規律，病原菌生理小種產生變異的地區和原因與小麥品種抗性喪失的關系，從而控制了小麥條銹病的流行。
上世紀70年代初，在棉花黃、枯萎病日益嚴重，全國農業科教單位被沖擊、人員被下放的關鍵時刻，已年逾花甲的沈其益沖破重重阻力，組織了防治研究協作組，確定了以抗病品種為主的防治策略，對從不同棉區分離到的76個枯萎病菌菌株統一進行生理型鑒定的聯合試驗，一舉解決了綜合防控問題，并且培育出不少抗病、豐產、優質的新品種。
上世紀70年代末，他又提出“綜合治理澇鹽堿地，把黃淮海地區變成大糧倉”的建議，是黃淮海平原綜合治理的重要策劃、組織和指導者。90年代，他已經退休，依然建言國家加強種衣劑和良種包衣技術的研發，這一建議促成了種子產業化和糧棉油的穩定增產。
4重視科學普及，參與科技外交
沈其益在青少年時期，目睹國家受到欺凌壓迫，民不聊生，堅定了科學救國的思想。同時，他也意識到個人力量十分有限，認為必須團結科學界仁人志士共同努力，才能有所作為。1927年，中華自然科學社成立，這是由中央大學學生發起的、以“聯絡同志，研究學術，共圖中國科學之發達”為宗旨，致力于從普及科學知識入手以實現科學大眾化的組織，而該社也成為沈其益孜孜探索科學救國之路的舞臺。
中華自然科學社的科普工作主要以出版科技書籍、舉行科學演講、組織科學考察團和進行學術交流等方式開展，最多時社友達到4000余人，尤以1932年創刊、每期印數達幾千冊的《科學世界》雜志最具影響。沈其益曾在《科學世界》發表《植物的食料和生產》和《近代農業機械化》等文章，宣傳農業知識。在英國留學時，他還參與了該社歐、美分社的成立。
擔任中央大學教授后，沈其益被推選為該社常務理事和總干事，投入了大量精力參與社務。他還曾邀請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到中央大學演講，向其介紹中央大學和中華自然科學社的工作情況，增進了西方科學界對中國科學的了解。
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對科學機構進行了整合，成立了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全國科聯）和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全國科普），自然科學工作者有了新的統一的組織。沈其益擔任全國科聯宣傳部長和全國科普副秘書長，繼續從事科學普及的組織和推廣工作。
他還擔任全國科聯機關刊物《自然科學》的主編，積極宣傳黨的科學方針政策并組織科聯各學會的活動。在《自然科學》與中國科學院的《科學通報》合并后，他擔任了《科學通報》這一當時中國科學界最重要的刊物的副主編。
1958年，中國科協成立后，沈其益擔任宣傳部長。他利用主管的數學、物理、化學和生物4種通報類期刊，在提高中學數理化、生物教師的水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文革”之后，受周培源和錢學森的委托，沈其益在科教座談會上陳述了中國科協下屬學會和科普工作的重要意義，促成了中國科協的恢復，并被任命為中國科協書記處書記。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在沈其益等人的建議下，中國科協創辦了中國農村致富技術函授大學（以下簡稱農函大）。他擔任名譽校長，討論辦學宗旨，參與改進教學內容和方法的工作。
他提出，要培養“養得起、留得住”的技術人才，為農民科技服務，為發展農村經濟服務。于是，農函大一方面聘請高校有理論和生產實踐的教師編寫函授教程，另一方面請有實踐經驗的生產能手編寫當地鄉土教材，組織農業推廣人員開展技術面授和輔導，培養了數百萬名學員，提高了農民的科學素質，培養了一批農村科技致富的帶頭人。
沈其益還是中國科技外交事業的重要參與者。1945年，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成立，他很早就加入了該協會，曾擔任常務理事。之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參與了非政府性質的國際科技組織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以下簡稱世界科協）的創建，這是當時唯一一個包含來自兩大社會陣營國家的科技工作者的組織。
1956年，世界科協十周年紀念會在北京召開，這也是第一次在我國召開的國際科學團體會議，有來自17個國家的1400多名科學工作者參加。沈其益全程參與了會議的籌備工作，并經世界科協副主席李四光推薦，擔任了世界科協的區域理事和世界科協機關刊物《世界科學》的中方編委。之后，他多次參加世界科協的全體會議，并先后編發了《中國的心臟外科》《中國考古新發現》《鹽漬土的改良和利用》等文章，向世界宣傳新中國科學事業的成就。
隨著中蘇關系的破裂，中國與由蘇聯主導的世界科協的關系也有所變化。
1964年8月，中國科協在北京召開了由中國、朝鮮、越南、印度尼西亞和日本5國共產黨主導的北京科學討論會。這是新中國第一次承辦大規模國際性學術會議，除中國外，來自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43個國家和地區的273人參會，論文內容涉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等各領域。
會前，沈其益受命擔任代表團團長，先后訪問了加納、幾內亞、馬里、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等5國，向各國說明北京科學討論會的情況和意義，邀請他們參會，還參觀了這些國家的科學機關和大學，擴大了彼此間的學術交流合作。其間，他特意安排訪問了摩洛哥的柑橘研究所，促成了周恩來總理在訪問摩洛哥時提出的引進優良柑橘品種一事。
上世紀80年代之后，他又先后率代表團訪問日本和澳大利亞等國，參加國際植物保護大會，推薦農大教師出國考察進修，一批優秀的年輕學者因此脫穎而出。
2009年，在農大召開的沈其益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中國科學院原院長周光召向大家講述了沈其益先生的抱負和理想：“早在上世紀40年代，沈先生就對中國農業有著深刻的認識和理解……他認為中國的最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要使農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中國要想成為富強的國家，必須把農業科技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中國才能富強，社會才會穩定。”
這段話準確概括了沈其益一生，他對中國農業科技事業所作的貢獻將被永遠銘記。
（作者單位：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
《中國科學報》(2024-08-15第4版印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