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外交的局限性

　　在外交中運用科學具有明顯的吸引力和不少益處。但它在所能實現的目標上還存在著一些局限。

　　科學界以擁有國際視野而著稱——當交換想法或在全球問題上合作的時候，科學家常常忽略國家的邊界和利益。

　　因此科學吸引了熱衷于打開與其他國家的溝通渠道的政界人士的興趣，這并不令人驚訝。簽署科學技術合作協議常常是希望形成更緊密的合作伙伴關系的國家邁出的第一步。

　　最重要的是，當更公開的對話不可能實現的時候，科學家在幕后形成了關鍵的聯系。例如，在冷戰的鼎盛時期，科學組織為討論核武器控制提供了一個渠道。

　　科學只能做到這些

　　近來，奧巴馬政府希望在中東等地區尋求“軟外交”，它給了這個領域一個新的推動力。科學協議處于這個政府在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等國的活動的前沿。

　　但是——正如本周在倫敦召開的“科學外交新疆域”的會議中浮現出來的——把科學用于外交目的其實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樣簡單。

　　一些科學合作很清楚地表明了國家之間的合作能夠實現什么。例如，正在約旦興建的一個新的同步加速器正在迅速成為中東地區團隊合作潛力的象征。

　　但是科學合作是否能成為政治合作的一個先兆，這并不明顯。例如，盡管這個中東同步加速器可能為該地區帶來和平，幾個國家在巴勒斯坦問題解決之前不愿支持它。

　　事實上，這次倫敦會議(由英國皇家學會以及美國科學促進會主辦)的一位發言者甚至提出，科學創新帶來的變革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騷亂和巨變。在這種語境下，把科學視為和平的推動者可能是一廂情愿的思維。

　　沖突的思潮

　　或許此次會議討論的最充滿爭議的領域是科學外交如何能夠把發達國家的舉措納入到幫助發展中國家建設科學能力。

　　被真正的伙伴關系的愿望推動的合作無可爭議。事實上，伙伴關系——無論是在個人、機構還是國家之間——是“科學促進發展”界的新的時髦詞匯。

　　但是真正的伙伴關系需要愿意平等相待的伙伴之間的透明的關系。而這與外交官的隱含的角色相背離，也就是促進和保護他們自己國家的利益。

　　英國政府的首席科學顧問John Beddington在會上說外交官就是“派到國外為他的國家撒謊”的某人的時候，這話聽上去可能有點刺耳。但是他確實觸及了一些人的痛處。

　　獨立而又相互依存的世界

　　事實在于科學和政治結成了一個不穩定的聯盟。它們都需要對方。政界人士需要科學實現他們的目標，不論是社會、經濟還是——很不幸的——軍事目標。科學家需要政治支持從而資助他們的研究。

　　但是它們也占據了不同的領域。政治在根本上是關于通過某種手段運用權力。科學是——或者應該是——關于追尋堅實的知識，從而可以將其有用的目的。

　　一種尊重這些差異的促進科學外交的策略值得獲得支持。如果它把重點放在用政治和財政支持的杠桿作用促進科學的更加人道主義的目標，諸如應對氣候變化或減少世界貧困，那么它特別應該得到支持

　　但是致力于忽略差異的科學外交——例如，以科學仿佛可以替代政治的方式行事(或許更令人擔憂的是，以政治可以替代科學的方式行事)，則是危險的。

　　奧巴馬政府有關“軟實力”的承諾已經在搖搖欲墜。它面臨著從朝鮮核武器試驗到國內反對限制石油消費等挑戰。體驗到現實可能不是一件壞事。

　　David Dickson

　　科學與發展網絡(SciDev.Net)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