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效能需系統提升

　　科技創新是第一生產力，產業創新是國民經濟基石。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邊界趨于模糊，交叉融合特征更加明顯。面向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系統提升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效能，已成為搶占科技競爭制高點、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關鍵舉措。

　　重大戰略需求往往孕育重大科技創新成果，產生重大經濟和社會效益。這些需求具有明確的目標性和強烈的緊迫性，能夠有效整合全社會創新資源，突破傳統體制機制束縛，形成強大的創新合力。同時，重大戰略需求通常涉及國家安全、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等核心利益，能夠為科技創新提供持續穩定的資金支持和政策保障，為產業創新開辟廣闊的應用場景和市場空間。

　　歷史經驗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美國互聯網技術的誕生，源于冷戰時期軍事通信的戰略需求，美國國防部為確保在核戰爭中維持通信能力，投入巨資開發分布式網絡技術，最終催生了互聯網這一革命性技術，不僅改變了人類的通信方式，更孵化出了以硅谷為代表的全球最具活力的數字經濟生態系統。我國北斗衛星導航系統的成功建設，正是在國家戰略安全需求牽引下，通過舉國體制攻關，歷經三代系統建設，實現了從跟跑到并跑再到領跑的歷史性跨越，不僅保障了國家安全，更催生了萬億級的信息服務產業，為交通運輸、農業、測繪等多個行業的數字化轉型提供了核心支撐。

　　系統融合面臨深層次問題

　　盡管我國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近年來已取得一些進展，但以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為牽引，系統提升融合效能仍面臨諸多深層次問題和挑戰。

　　一是高質量科技供給不足制約融合源頭活力。我國基礎研究投入占全社會研發經費比重僅為6.91%，遠低于美國(16%~18%)、日本(12%~15%)和歐盟(19%)，這種投入結構性不足直接導致“從0到1”的重大原創性、顛覆性創新相對缺乏，并在半導體、高端裝備制造、新材料等關鍵領域形成“卡脖子”難題；同時，應用性基礎研究與產業需求嚴重脫節，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方向與企業實際技術需求匹配度不高，進一步加劇了有效科技供給短缺。

　　二是企業創新主體地位不夠堅實影響協同效能。雖然政府推出“揭榜掛帥”等機制，由企業做“盟主”組建創新聯合體，但企業在科技創新決策中的話語權仍然有限。企業在科技項目立項、資源分配以及重大科技專項的決策中參與度較低，圍繞企業的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合作機制仍有待健全。

　　同時，大部分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之間的合作仍以項目為主，缺乏長期穩定的合作，特別是從科技創新到產品創新、產業創新的全鏈條合作，融合的深度和可持續性有待提升。這些問題導致企業技術需求與科研供給之間存在結構性錯配，影響了創新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協同效應的充分發揮。

　　三是“首臺套”應用擴散困境凸顯成果轉化痛點。面向重大戰略需求的技術創新成果在市場應用中遭遇嚴重的“最后一公里”難題。80%以上的技術用戶常常以“以往市場業績缺乏”等為理由，不愿意采購和應用“首臺(套)、首批次、首版次”產品，形成了“不用不敢用、不敢用就沒有業績、沒有業績就更不敢用”的惡性循環，嚴重制約了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

　　多層面系統發力

　　解決以上問題，需要從增強科技供給能力、強化企業主體地位、完善成果轉化機制3個方面系統發力。

　　首先，針對高質量科技供給不足問題，要強化市場導向的應用性基礎研究，健全競爭性支持與穩定性支持相結合的投入機制，提升基礎研究投入占比，完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對涉及國家重大戰略領域組建“排頭兵”攻關團隊，對市場化程度較高的領域采用“競爭擇優”的攻關模式，充分發揮科技領軍企業的“出題人”“閱卷人”“答題人”作用。

　　其次，針對企業創新主體地位不凸顯問題，要健全科技領軍企業的遴選、培育、評價制度體系，完善企業參與國家科技重大戰略規劃、重大項目及重大政策論證制定的決策機制，加大對科技型骨干企業牽頭承擔國家科技攻關任務的支持力度，構建貫通式融通式創新共同體模式，推動產學研用多維度主體深度協同。

　　最后，針對“首臺套”應用擴散困境，要建立健全“首臺(套)、首批次、首版次”應用政策體系，完善容錯機制和風險分擔機制，加強國家技術轉移體系建設，在重點產業領域加快概念驗證、中試驗證、應用驗證平臺建設，鼓勵采取轉讓許可、作價入股、先使用后付費等多元化成果轉化模式，推進新技術新產品新場景大規模應用示范。

　　總之，要以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為牽引，以大需求布局大項目，以大項目產出大成果，以大成果培育大產業，以大產業反哺大需求，不斷健全體制機制，優化資源配置和服務保障，系統提升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效能，從而我國推動科技——產業雙向賦能，共同邁向高質量發展之路。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校長兼科學技術研究院院長，本文轉自《中國科技論壇》）